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演变及历史教训

意识形态的演变是苏联解体的前提条件。在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先后抛出了"新思维"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新思维"本质是"民主化""公开化"及"多元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政权。"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使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丧失、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最终酿成了苏联的"和平演变"。苏联解体中的意识形态演变告诫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对西方的思想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实现中国梦需要穿越“苏联的理论丛林”——对“苏联解体”的哲学反思

苏联解体使一系列的理论难题横亘在正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面前。我们把由"苏联解体"衍生的相互联系而不断涌现的"问题丛"描述为"苏联的理论丛林"。今天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模糊理解仍以各种"隐性存在"的形式作用着中国理论学者、社会精英,甚至人民大众的头脑,从而羁绊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进程。突破前苏联的僵化理解,运用辩证方法把握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穿越这一理论丛林,对于实现中国梦拓展中国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试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基于意识形态领域角度

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悲剧。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探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除斯大林模式的积弊太深和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和平演变之外,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无疑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在这场世纪性的大改革中,苏共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放弃更是火上浇油,其对苏联的快速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苏联解体警示:大是大非摇摆之祸

苏联在根本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摇摆甚至背离,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原则与方法: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对苏联解体的阐释

个人还是制度是研究苏联解体问题的学者的对立观点。由此衍生出了四个观点:即苏联解体是否具有命中注定的必然性;苏联解体是否是苏联人民的选择;苏联解体是否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是"去苏联化"的结果。对此,东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有着不同解释,而正确评价苏联解体原因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提,涉及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对此,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具有阶级属性,以马克思比较政治学的视角来解读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     

西方政治文化现代性论析

西方政治文化现代性源于对前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变革,即从神性走向人性。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支柱:自然法理论、天赋人权观念、契约精神。同时,西方政治文化现代性也经历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论争。经典的政治现代性遭遇了西方后现代性多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后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的批判,而社会主义政治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后政治民主"与资本主义政治现代性之间的一个现实环节。     

论国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冷战”

苏联解体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继续运用意识形态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干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日趋复杂,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政治警觉,以应对国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冷战".     

实践差异性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路探究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条基本的进路: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进路;肇始于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路。作为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东西方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化和发展的根源。     

“新领导权”理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新领导权”理论概要

"领导权"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重要理论,主要是指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出发,充分吸收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的学术资源,建构了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主要是指"话语领导权"。因此,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在"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那里发生了"后现代转向"。无疑,拉克劳、墨菲的解构与建构是统一在一起的,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构的同时,建构了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     

苏联改革与中国改革缘何结果迥异

苏联解体的根本和关键原因在执政党的变质。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党,执行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党的变质引起改革路线的变化——改革路线的变化引起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和骚乱导致国家的衰亡,这就是苏联解体的逻辑顺序。     

以学术成果向意识形态的及时转化增进马克思主义说服力——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框架

现代执政党地位的稳固,不仅需要在实际执政过程中以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公平正义、推进社会进步的方式赢得民众最广泛的拥护和支持,而且还要根据时空的变换,调整并创新自己的意识形态,防止因意识形态的不能与时俱进而出现号召力和吸引力减退,进而陷入某种困境的问题发生。前苏联因意识形态的封闭、僵化、教条导致的意识形态危机是苏共崩溃、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保证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充分阐释与弘扬为根本。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内在品格与现实价值的彰显需要以扎实、合理的学术成果的丰富积淀为内核,增强其厚度和力量;更需要把深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成果及时转化到意识形态之中,成为其科学性、价值性的有力论据,不断扩大和增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感召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转化意义的认识具有明显的阐明与示范效应。     

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编者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0年5月主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欧洲的影响阳际学术研讨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他认为，苏联解体的“第一个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因”是1956年以后形成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一路线成了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前提。在分析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时，基列夫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自白，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反思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自建构伊始从概念术语到框架方法便不断受到外来话语的侵扰。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首先需要追踪溯源,厘清语义,剥离苏联话语与西方话语背后的思想与价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撑下建构新的概念、范畴与术语,创建新的理论框架与逻辑体系。批判与清理"苏联话语"与"西方话语"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前提;中国语境中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是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的根基;提炼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规律是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的核心。     

全球社会主义国家知多少

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指实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其显著的标志是共产党执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通过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前者主要有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后者有苏联、中国等。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上的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产生背景及形成历程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主要有三大背景:"经济事实"状况、政治环境状况和"已有的思想材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与完善的长期过程,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是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建设的基础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理论特色。科学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即系统梳理、科学概括和全面阐述蕴含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对于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意识形态工作的世界普遍性和中国特殊性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决定了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诸多特殊的困难和挑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进攻的众矢之的;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期,过渡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失序和道德失范等问题,容易造成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误解;作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将受到削弱;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面临着祖国统一的历史性难题,也必须跨越国际社会接纳中国的世界性鸿沟等。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西方政治文化现代性的嬗变与未来

西方政治文化现代性源于对前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变革,即从神性走向人性。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支柱：自然法理论、天赋人权观念、契约精神。同时,西方政治文化现代性也经历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论争。经典的政治现代性遭遇了马克思主义的后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与后现代性多元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后政治民主＂与资本主义政治现代性之间的一个现实环节。     

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研究

在《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帕舒卡尼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经济基础决定国家与法"、"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法律"这两条理论主线作为参照坐标,从"法源自经济"、"法优先于国家、私法优先于公法"、"法的连续性"与"法的消亡"等理论出发,深入地剖析了法的一般理论。作为苏联法学史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代表,认真地梳理并科学地剖析其法学思想中的理论贡献与理论局限性,对于曾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影响,并仍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中国法学研究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理论转换、缺陷及其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存在着由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向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认同的理论转换问题。这个转换根植于其理论缺陷——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路线的逐步抛弃,从而导致以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取代,以及人的解放之"乌托邦"探讨。这一转换与缺陷对我们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在于,在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弱化"普世价值"的阶级性,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在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上的理论转换和缺陷,进而考察由此对我们意识形态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对于我们认清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以及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