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实施能够全面实施宪法吗——对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2008年以来，我国一直将宪法实施寄希望于立法实施模式，意图依靠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来实现宪法全面实施。然而，由立法怠惰与立法本身局限性导致的立法缺失问题，构成了立法实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单一的立法实施模式始终难以克服立法缺失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将立法实施与司法实施对立的思路，转而将两者相结合，从而有效解决单一立法实施模式面临的困难，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结合现行宪法体制，我国应当建立起“立法实施为主，司法实施为辅”的宪法实施模式，允许司法机关在有限的情形下直接适用宪法，并加强对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的监督。     

试论宪法法院的宪法地位——以韩国为例

宪法法院制度作为当今世界主流的宪法审查模式之一,突破了西方传统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宪政模式,这使得宪法法院的宪法地位问题备受关注。宪法法院的宪法地位不仅体现在相关国家宪法关于宪法法院与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静态文本规定,更重要的是,还体现在宪法法院通过宪法审查实践,逐步确立起四者间的动态宪政关系。本文通过厘清宪法法院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以期界定韩国宪法法院的宪法地位。     

论作为宪法实施方式的促进型立法

依据宪法制定促进型立法,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宪法的纲领性特征,为促进型立法预留了宪法空间。立法机关通过促进型立法落实宪法所确立的国策时,那些具有国策条款支撑、回应公民基本权利诉求、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促进型立法动议,更容易被纳入立法议程。我国宪法规定的层级鲜明的治理工具体系,也为促进型立法的内容展开和有效实施提供了充实的宪法工具箱。促进型立法彰显了更加积极的宪法实施观念,即从合宪性控制到合宪性形成、从确认现状到推进未来、从确权维权到赋权赋能、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事后监管到事先引导、从单一治理到多元共治的发展转型。由此展望后续立法趋势,应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方面的促进型立法,把促进型理念嵌入各类部门法,并使其与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起来。     

司法审查与维护宪法权威

在解决立法冲突和认定法律、法规的有效或无效方面,我国采用的是上级立法机关审查和行政审查,而不是司法审查。这种审查机制的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制定法律的机关进行审查,下级立法是否无效上级立法机关说了算,缺乏监督;第二,审查的标准通常是自己制定的法律或立法机关自己确立的标准,不能维护宪法的权威。我国应确立以宪法为最高标准的法律审查制度,并且,不能由制定法律的机关进行审查;否则,无法保证审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骑士、侠客与法文化

宪法变迁的过程也是宪政秩序的塑造过程 ,需要妥善处理好宪法的权威性、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宪法变迁主要有三种方式 :宪法修改、解释和宪法惯例。每一种方式对于维护宪法的权威性、稳定性和适应性都有利有弊。宪政秩序的塑造不能仅仅依靠一种变迁方式 ,而需要三种方式相互补足的综合性变迁模式。     

北洋政府时期预算权的宪法配置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与议会在预算权方面的博弈,为探讨宪法如何恰当配置预算权提供极佳切入点.预算权的宪法配置及其实践折射出当时立法与行政机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也揭示出宪政发展状况与阻力之所在.整体而言,当时预算权的宪法配置处于失范状况,原因在于宪法秩序不能有效建立,宪法对预算权配置不合理,国会立法迟延以及当时政治斗争极端化,缺乏将妥协作为政治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些经验教训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启示是：实现有效预算的前提在于“民主”和“权力制衡”,建立独立于政府的审计机构,立法机关向独立化、专职化和民选化转变以及培育宪政社会的基础.     

法治视野下宪法适应性之解构性考量

宪法的适应性是指宪法内容准确反映或通过自身之应变方式,使宪法内容适应社会发展的特性。宪法的适应性与宪法的权威、宪法稳定性以及宪法的持续效力密切相关。宪法之适应性要求宪法科学合理,包含民主、人权、法治三要素等要求。宪法通过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宪法判例、普通立法等机制增强其适应性。     

论宪法主治的涵义与特征

我国的法治形式不尽如人意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还没有实现宪法主治这种社会有序化的权威模式。宪法主治是一种以宪法权威为基础 ,以与宪法权威相适应的宪政制度为基本依据 ,以一定组织结构为物质力量 ,以人民主权为价值目标的社会秩序主导模式。它具有结构性、复杂的系统性与动态性的特征。     

立法具体化是宪法实施的方式吗

立法对宪法的具体化首先是基于宪法中的立法委托而产生,也就是说,在缺乏立法委托的地方,宪法本身是可以被直接实施的。其次,不能把立法具体化理解为立法对宪法进行解释,否则可能混淆了具体化与解释的区别,同时也消解了立法与宪法之间的位阶关系。不同于解释,具体化本身带有创造性的内容。相比法适用过程中,一般的法规范之所以在具体的个案中得以落实,就在于加入了个案事实的考量,而法制定过程中,下位法之所以能够对上位法进行具体化,也在于加入了立法事实的考量。因此,立法具体化应当着眼于宪法规定在不同立法事实中如何被贯彻,而不是用立法去规定本来应当由宪法规定的内容。立法机关在对宪法进行具体化时应当全面准确地考察立法事实,如此才能尽到宪法中的立法委托的义务,也才能使立法具体化成为宪法实施的方式。     

传统与革新--天皇在日本宪政制度中的历史作用

本文主要探讨天皇制度对近代日本宪政转型的作用。在历史上,天皇作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象征,对日本宪政发挥过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天皇的精神权威贯穿着日本的全部历史,并在立宪过程中统合了具有不同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各派力量,使得明治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成为可能。然而,如果天皇的精神权威和实际政治权力相结合,他又可能成为军国主义势力用来破坏宪政的工具,并把日本带入战争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影响下制定的和平宪法剥夺了天皇实质性政治权力,并使国家主权从天皇转移到全体人民。天皇又一次借助其精神权威发挥了促进宪政、稳定社会的作用,且其真正的政治超越性使日本成功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的重演。     

美国总统眼中的宪法及其启示（下）——以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为分析范本

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宪法观能给我们多方面启示,最重要的是必须更加注重并想方设法在全社会培养宪法信仰。因为美国总统的宪法观,最集中地说明了他们普遍具有宪法信仰,而这又在根本上受到美国社会宪法文化的深刻熏陶,是美国社会普遍具有宪法信仰的一个缩影。借鉴美国总统具有宪法信仰的表现与原因,在我国全社会培养宪法信仰,既要格外重视宪法,又要维护宪法权威,还要加强宪法教育。     

完善我国立宪技术的若干思考

立宪技术的完善是我国现行宪法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立宪技术的完善又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我国宪法的频繁修改固然与许多因素有关 ,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立宪技术的不完善。这种不完善集中表现在立宪目标、立宪导向、立宪语言 ,以及立宪附带技术等方面。从我国实际情况而言 ,立宪技术的完善应当着眼于明确立宪目标和任务 ,协调政治任务与宪政目标之间的关系 ;对于涉及宪法根本性的问题应作具体规定 ,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完善立宪附带技术 ,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以及正确处理好政策与立宪的关系 ,实现政策指导与制度完善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并通过立宪技术的完善 ,使我国宪法不断完善。     

中国宪法惯例问题辨析

中国是具有宪法典的国家,而没有所谓的不成文宪法。中国的宪法惯例必须紧紧围绕和依赖宪法规范才能存在和发展,如果主要的宪法规范都无法实施,宪法惯例一说就大为可疑,因为惯例是规范的"润滑剂"而非"溶化剂"。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惯例和政治惯例不可混为一谈。至于中国宪法的实施途径,首要在于宪法的法律化和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那些零星、有争议的宪法惯例是无法独当宪政建设之重任的。宪法惯例的不恰当泛化,已构成对宪法规范性的直接挑战,因而有必要重申宪法的规范性。总之,寻求对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解释,最紧要的不是去寻找和确认业已存在哪些宪法惯例,而是要去追问和探求是否存在宪法惯例发展的土壤和机制。     

宪法的生命与权威———以规范与现实的逻辑关系为视角

影响宪法权威的因素有宪法规范上的原因、司法援引上的原因以及对宪法规范的实施所秉持的态度等，其中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对于宪法权威的影响需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宪法稳定的认定标准，这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宪法的权威真正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如何使宪法成为一个活的宪法，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成为裁判的依据，发挥宪法作为法所具有的惩戒性、强制性的功能需要我们既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适当的完善，又要切实地落实现有的宪法规范所具有的制度意义。     

The Material Constitution

What is the material context of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offer an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by sketching a theory of the material constitution. Moving beyond the interwar co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Heller and Mortati, the paper outlines the four ordering forces of the material constitution: political unity; a set of institutions; social relations, and fundamental political objectives. These forces constitute the substance and dynamic of constitutional ordering, in internal relation with the formal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se ordering forces are multiple, and in tension with one another, there is no single determining factor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Neither is order as such guaranteed. The conflict that characterises the modern human condition might but need not be internalised by the process of constitutional ordering. The theory of the material constitution offers an account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is process as well as its internal dynamic.     

宪法修改的程序性力量与程序机制

宪法修改既可以通过宪法修改程序进行，也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的形式来改变宪法的一些规定或改变宪法条文的原有含义。人民的愿望和态度是导致宪法修改的最根本的程序性力量。各国根据自身政治文化传统、权力分配架构和社会结构状况对宪法修改权和修宪程序作出制度安排，以期充分汇集、表达人民的意志，达到防止不合理的修宪议案被通过和减少将来修改案实施困难的目的。宪法修改程序是宪法规范和社会关系互动的权威机制，必须体现宪法适应社会要求和不断自我完善的内在规律。我国宪法规定的修改程序存在不合理之处，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完善修完建议权和提案权的程序规范，增加议决程序的民主性。     

宪法基本假设的探析

宪法应有基本假设。宪法的基本假设应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互动发展中寻找。宪法的基本假设是市民社会是理性社会;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工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适用自然法则。宪法的基本假设奠定了宪法运行和宪法理论的基础。     

中国宪法诉讼的可能性及现实障碍

中国宪法长期处于非诉化的“虚置”状态而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已引起了法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要使宪法由“纸上之法”成为“现实之法”,就须宪法司法化,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目前,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的障碍还很多。但伴随法制环境的逐步改善,公民权利意识和宪法观念的增强将催生中国的宪法诉讼,促使宪法司法化,进而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宪法的溯及力论纲

宪法的溯及力属于宪法法律效力的范畴,是宪法时间效力的一种。关于宪法溯及力,国内外研究成果极其鲜见。在宪政秩序较为发达、违宪审查机制较为成熟的国家,宪法的效力尤其是其溯及效力,已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有对宪法溯及效力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并切实提出其发挥现实作用的机制建构,才能对我国发展宪政、构建和谐社会有所裨益。     

The 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

The 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 refers to the way we have been able to conce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ught, text and ac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lecture seeks to demonstrate how modern constitutional texts come to be invested with a ‘world‐making’ capacity. The argument is advanced first by explaining how social contract thinkers have been able to set the parameters of the 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 (thought), then by showing that constitutions are agonistic documents and their interpretative method is determined by a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utopia (text), and finally by examining the degree to which constitutions have been able to colonise the political domain, thereby converting constitutional aspiration into political reality (action). It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although we seem to be entering a constitutional age, this is an ambiguous achievement and whether the power of the 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 can still be sustained remains an open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