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完善建议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是指对农村土地物权的损失补偿,研究该项制度首先应明晰我国农村土地物权的权利内涵。而我国农村土地物权同域外农地物权区别较大,主要体现在用途管制制度和土地物权"二元化"设计上,因此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也应有别于他国。此外,在我国,农村土地还是农民事实上的生活保障,因此,为了顺利开展农村土地征收工作,需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之代替土地保障。     

契约、意思主义、卖买——试论清末时期的物权契约观念

清末时期，日本民法学逐步被引入中国。日本民法学在契约定义上，采用广义契约学说；在物权移转主义上，采用意思主义学说。这为物权契约观念的生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物权之契约”和“债权契约”用语相继被使用。至民国初年，大理院则通过判例，对物权契约进行了定义，并界定了物权契约的有效成立要件。但清末时期的物权契约观念与德国民法学理论中的物权契约（物权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入典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将“三权分置”政策内容上升为法律规定,确立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对解决承包地流转闭锁抵押难行等问题意义重大。却因将承包经营权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封闭流转以法律固化,新设土地经营权性质不清、类型混合、流转不济,无益承包地债权性与物权性并可市场化开放性流转之“三权分置”目标实现。受其影响,《民法典分编(草案)》亦存同样问题。亟待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进一步入典完善。在实地调研基础上,遵循《民法总则》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前提下,于《民法典分编(草案)》完善中,基于英美地产权客体权益分离理论与大陆法系二次权能分离理论具兼创债权性与物权性经营权功能的地权二次分离理论,在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不变上,从其客体权益中分离出二元化土地经营权,并分别于合同编增设农地租赁经营合同具体规范债权性经营权、于物权编构造“农用地使用权”科学规范物权性经营权。以利能以债权性经营权顺农地灵活经营实践、物权性经营权应农地抵押及长期经营所需的二元化路径,促现行承包经营权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封闭流转向派生出的土地经营权市场化开放性流转发展,以实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入典达成“三权分置”、“放活土地经营权”之政策目标。     

农村土地流转的类别化考量

农村土地流转是在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将长期存在,农民的身份因素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前提下进行的,之所以要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类别化考量,是因为农村土地上的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客观上存在类别化现象,另外类别化的考量能够平衡维护相关主体(主要指农民)利益与促进农村发展的冲突。在进行类别化考量的具体操作上,要依据土地流转主体、流转客体、流转方式分别把握。土地流转的类别化考量,还应注意与城乡一体化进程与时俱进、注意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注意与培育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紧密结合以及建构土地流转的监督机制。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物权法思考

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因其权利性质的模糊、流转形式的混乱、权利变动模式的矛盾而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并引发了诸多问题。要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规范地流转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克服主体虚位、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确定用益其物权属性,对流转形式作类型化区分。同时,在物权立法中还应建立完善土地公示登记、流转合理限制等配套制度,并通过物权法立法进行统一整合。     

试论物权公示原则在物权性质界定与类别划分中的意义——兼评公示要件主义与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选择

物权公示原则不唯是关于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其在物权的性质界定和类别划分中亦具有重要意义。公示要件主义意义上的物权公示原则与关于物权性质的物权绝对原则、关于物权种类的物权法定原则具有内在和谐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而意思主义和公示对抗主义模式下的物权公示原则与物权法上的其他制度则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将会出现物权分为“有对抗力的物权”和“无对抗力的物权”之窘境。我国立法上应以公示要件主义为基础而设计物权变动的规范模式,公示对抗主义只宜在极个别的场合下适用。我国《物权法》中采行公示要件主义与公示对抗主义“并重”模式的做法,其妥当性值得推敲和检讨。     

典权在农村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扬弃

典权制度是中国传统民法中特有的用益物权制度,其具体内容始终在于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与需求,在《物权法》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用益物权的前提下,从而为典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适用提供了法理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典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其流转,并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而且可以最大程度确保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原则。典权作为中国本土具有特色的传统用益物权,可以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探析

现行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面具体法律制度的缺陷,不利于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农地使用权的保护,通过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分析,构想以物权立法来规范农地使用权及其流转,以促使农地使用权能够健康、有序地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法律要素简析

在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可分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承包主体、受让主体和政府四类;客体为农村土地和流转主体行为;流转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主要有自主权、用益物权、救济权等,承担的义务则主要表现为不得改变土地性质、用途和流转,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等。     

试论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的原则和切入点

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的现状严重阻碍了农村土地的流转。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必须坚持产权登记、公平、公正、公开、市场定价、土地使用管制等原则;同时,建立稳定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必须以明晰农地流转的产权关系、规范农地流转行为、从本地实际出发构建农地流转市场机制为切入点。     

农业税、“三提五统”的性质及其对农地物权运行影响之反思

农业税、＂三提五统＂的存在既影响了农民对农地物权属性的认识、土地承包经营制的推行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建设,也导致了集体地权与农民地权之间的冲突,并间接导致农民个人地权之间的冲突。农业税、＂三提五统＂的废除使得农地物权的私法属性得以彻底显现,为农地物权的完善与良性运作创造了条件。     

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思想障碍

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城乡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直接结果.由于农民政治权力弱小又缺乏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以任何借口阻挠农地产权市场化改革,都是为了维护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目前,除了政府不肯轻易放弃廉价占用农民土地的经济利益之外,这一制度安排还得到了理论界一些权威人士的舆论支持.这些理论观点主要包括:应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兼并将导致农民两极分化、不利于兼顾土地的公平与效率、确保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国家粮食安全,农地私有化将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等.因此,澄清理论界对于下一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以厘清农地产权的结构为前提。在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农地产权的结构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对农地的利用关系在法律上应当表达为物权关系,以达到"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目标,主流学说所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二元化构造即应破除。经济学界提出的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离"学说为基础构建农地产权的观点,曲解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他物权设立的基本法理,无法在法律上得以表达,也与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相悖。如果农地的流转仅仅具有债法上的效果,或产生移转物权的效果,则方式自由;如果农地的流转具有创设物权的效果,则方式强制。实定法上就农地转让的条件限制缺乏正当性,应予修正。     

土地立法新探:以土地开发权为视角

我国的土地立法"重义务轻权利、重政府轻市场",缺少一种产权安排。我国的民事立法采用物权法定主义,尚未对土地开发权做出规定。通过创设土地开发权,可以将农地保护的正外部性内部化,激励农民保护农地,以推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顺利实施。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开发权,可以保障农民参与土地增值利益的公平分享和实现土地利用管理中公权与私权以及私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我国土地开发权制度的实现应当采用开发权移转和国家购买开发权相结合的模式,同时要植根于我国的国情实现土地开发权的本土化。     

利益衡量视角下“小产权房”的出路探究

近年来,房价上涨引起"小产权房"热销的局面。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自由流转,导致"小产权房"违法,其买卖合同无效。"小产权房"问题关系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农民、购房者、开发商等多方利益,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分析,合法化更能体现社会公平。通过类型化处理是目前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合理做法,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待于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     

承包地利用的守成与突破——以土地经营权法律定位的检讨为中心

农地家庭承包带来的分散经营的弊端,可通过在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为新型经营主体设立土地经营权而得到克服。新《农村土地承包法》创设的土地经营权,摆脱了集体成员身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束缚,有助于更大程度释放农地的财产价值。“以其他方式承包取得的权利”应为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土地经营权。承包地因物权性利用和债权性利用之不同,各自法律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在三权分置的结构下,土地经营权的性质应属于债权。明确土地经营权性质,不仅有利于促进土地有效利用,还能够解决农地权利群的逻辑冲突。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制度“瓶颈”与制度创新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禁止的制度安排严重束缚了农地的融资功能。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各种抵押试点探索虽具有积极意义，但都走不出“假抵押”、“变相抵押”怪圈，这不但增加了交易成本，且加大了政府自身的市场风险。解决问题的前提在于在城乡统筹和城乡社会保险均等化前提下通过立法重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久化、物权化。同时应当允许成渝两地城乡统筹实验区率先逐步展开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试验，司法也应当区分情况，审慎回应各地的抵押试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托的法律问题——以中信安徽宿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为中心

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转包、入股的受让方作出了限制,信托作为一种能够避开法律限制的流转方式而备受瞩目。但是,设立信托需要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信托作为转让的例外情形的,即使采用信托方式流转,也不能避开法律的限制。实践中,为了避开法律对受让方的限制,农户与村委会、区镇政府签订了层层委托关系,致使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不明确。为解决这个问题,重新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托: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作为信托财产,而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租赁权为信托财产。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新法律保障——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探微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既是农民的一种生产资料用益物权,又是国家赋予农民的一种土地使用权,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我国城市的扩张,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严重经害,加快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落实<宪法>(修正案)的新精神,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成为广大农民的心声和法律界的共识,为此,本文就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应确立的几个原则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问题进行了一些法律探讨,认为应以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立宪精神去推进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使农民真正事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力,在土地征收、征用中依法获得"公正补偿",从而使失地农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