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不仅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效能和形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趋势明显,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公民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使现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因此,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培养多元管理主体,从而构建起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论我国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

地方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社会力量以及公民共同参与的,以更好为公民服务为目的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通过法学视角对地方治理的意蕴进行解读,地方治理的过程实际就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分化与重组过程,更多表现为一种政府对权力的"放手",由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完成为公民服务的任务。     

分权改革背景下的地方财政自主权

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合法化,近现代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规范为中心的权力认知模式。建国与改革为主题的国家制度建设所呈现的渐进性和试验性,使我国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形成了规范内外不同的权力生长与存续机理。碎片化的规范,赋予了地方在特定领域内的财政自主权。同时,依赖政治过程的分散化策略,引致了权力的制度外溢,形成了诸多所谓的"事实上的财政自主权"。尽管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但如果始终存在超越于法律规范之上的权力,法治秩序终将会崩裂。地方财政自主权,必须在规范主义的立场上循序形成。     

多中心时代的“地方”与法治

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心主义治理结构是根深蒂固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简政放权、权力下放,导致多中心时代的到来。多中心反映为传统中心有所削弱和位移,客观上推进了限制权力的权力改造工作,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地方国家机关从权力的边缘地带转入中心区域,权利保障水平有所提升,基层国家机关权力与责任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明确。更重要的是,地方与基层国家机关由于直接与权利人接触,在多中心时代快速发展为依法办事的前沿区域,承担了重大的法律风险。所以,地方也具有更多的法治建设积极性。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抓住地方法治实践这一关节点,把法治建设的着力点放在地方和基层。     

创新持续到创新深化: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能力构建的关键要素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能力的构建至关重要,从关注“创新持续”到“创新深化”视角的转化,正是体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能力发生着深刻的重构。论文以创新持续到创新深化的内生化理论模型为基础,识别五个创新深化的核心要素,即组织创新文化、多元主体嵌入、技术嵌入便捷性、创新模块开放性、领导者赋能,并选取地方政府创新奖中西北地区的十个案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并验证核心要素的多重并发因果路径。论文研究表明,五个核心要素在领导者赋能为基础条件下,形成创新文化型创新、模块嵌套型创新、外在嵌入型创新三种创新路径模式。     

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

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压力型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已出现明显"负效应"。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尊重和有益于地方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条块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作为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本轮改革的"竞优"选择,法治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进程中更加凸显。     

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与制度前景

"内在制度"理论证明,鼓励和引导地方法治试验有利于推动制度的生成并提升其生命力,与经验"试错"的实践逻辑相吻合。地方政府和政府中的"代理人"为人们提供优质的"非市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和"政府供给产品与服务"可以吸引特色资源,推动地方发展,发挥竞争动力学优势。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地方竞争,产生了地方发展动力。当前,地方已从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等技术竞争走向法治创新的制度竞争阶段,主动返回"有限政府",推动民主选举,开放权力资源,促成地方法治有效治理秩序的形成将成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在财政驱动型地方发展背景下,当前地方改革须在实践问题导向下,对地方法治可能偏离甚至背离国家法治框架的风险必须及时预设有效的制度红线,促其朝向培育公民、激活社会、重塑政府之路加速迈进。     

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及其治理

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使我国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利己特征,税收政策和征税行为被地方政府作为策略性工具用于GDP和税收收入的争夺中.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背离了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导致非法治赋税模式的生成,并对市场个体的偷漏税行为形成激励.在法治背景下,构建税收协调、税收信息交换等软法治理机制,建立财政民主制度以保障辖区居民“用手投票”权的实现,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保障纳税人“用脚投票”退出机制的运行,通过宪法制度确定财权事权划分,改造现行诉讼制度以实现税收竞争纠纷的公正处理,是治理地方政府税收不当竞争的主要路径.     

批判与重构——地方人大“宪法监督权”研究之反思

对地方人大宪法监督权问题的现有研究 ,主要采取的是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这一分析模式的着眼点是如何使宪法典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原则性建构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这种分析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分析 ,它过于关注规范层面的宪法监督制度建设的技术性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 ,并且对公共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目标、价值缺乏深入的法理分析。因此 ,有必要采取一种新的研究框架 ,即不仅仅从制度规范出发 ,而且从作为国家权力对立面的个人权利出发、从影响权力配置的各因素及其发展变化出发、从新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理念出发 ,具体包括民主目标分析、地方利益的财政经济分析、限权功能分析、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分析等方面。     

论地方立法的科学化

地方立法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体现地方特色、更加提高立法效益,是衡量地方立法科学化的标准。我国地方立法在科学化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地方立法理念存在偏差;地方立法"抄袭"严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倾向明显;地方立法技术滞后。推进地方立法的科学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前提,是提高地方立法效益的有效途径。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进我国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地方立法理念,科学编制地方立法规划与计划,建立地方立法助理制度,提高地方立法技术,建立科学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制度等。     

试论地方行政体制改革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对现行地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一是改革市管县体制,扩大县级政府权限,逐步取消地市级政府建制,把省直管县作为改革方向。二是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改革乡镇机构,强化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省官减费,精简乡镇机构,减少人员编制。     

加强地方政府行政监督研究

本文从完善地方政府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决策和执行环节的监督,制定地方行政程序条例,推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五个方面,对新时期加强地方政府行政监督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价值观

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乡土学的本质是现实主义学，偏重于学的社会功能，隐含着或直接表现出对社会和化的批判，体现出乡土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价值为学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与一个熟悉台湾现实生活的本土青年作家群的掘起有关，而“五四”新学的影响在其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不容低估。70年代台湾乡土学找回了失落多年的现实主义人精神，促成了该地区学的多元化。     

论地方事务

地方事务是地方事权的事务标准,既是地方人大又是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对地方事务可以作列举式规定,这既有外国的经验可供借鉴,又有国务院已有的相关实践。地方事务仅限于所列举事务,但应具有终局性,以确保地方公权力具有独立、自主空间。国家法制的统一,应通过事后监督加以实现。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应本着谦抑精神,支持地方对地方事务先行立法和探索。国务院主管部门的公权力行为处理地方事务的,构成越权。对构成越权的部门规章,按《立法法》的规定由国务院处理。对事权争议,则应由国务院另行裁定。法院在个案中,应适用地方性法规。     

地方科技立法综述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适应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国家的重大科技政策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可以大大推进科技进步。”“要把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新机制和新体制用法律确定下来,并继续加以完善。”以上精辟论述是我国科技立法的指导思想。 　　我国地方科技立法的起步大体上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其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构想;到了九十年代末,党的“十五”大提…     

Local vital reaction following injuries of the neck

Sixty-one cases of hemorrhaging of the laryngeal muscles are reported among 86 deaths due to compression of the neck (strangulation by ligature and/or with the hands, blunt force); the results of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s of these cases (laryngeal muscles; hemorrhaging of the cervical muscles and tongue in numerous cases) are discussed, as well as 55 comparative cases (natural, violent death) with regard to vital changes from the hemorrhaging aspect. Although sanguineous infiltration of the laryngeal muscles can occur after death (prone position), it differs macroscopically and in some cases also microscopically from the vital type: extensive bleeding on the inside of the larynx or dorsally above the larynx (PCA muscle), possible combined with histologically detectable ruptures of muscle cells, must be viewed as the result of laryngeal compression suffered when still alive. No clear-cut evidence of emigration or infiltration of leukocytes was found in the cases of immediately fatal strangulation, but there was occasional evidence (6 cases) when protracted maltreatment had taken place. Although there was no clear correlation with age, sex, type of impact, cause of death, or amount of laryngeal bleeding, in 25 of the 61 cases leukocytes were sometimes detectable in enormous amounts within the extravasation; the ratio exceeded that to be expected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lood. Findings of this nature have also been made in cases of vital bleeding in other violent or natural deaths; they are not a cell reaction in the proper sense but, when distinctly marked, a vital event--at least in the laryngeal region. These findings can support the assumption of the amount of hemorrhaging in deaths in which the survival time was inadequate for a leukocyte emigration. In 20 cases such findings were combined with localized leucocytosis, which is regarded as an early vital reaction.     

地方卫生立法中存在问题刍议

地方卫生立法在我国立法体制中占有重要位置。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地方卫生立法中存在的法言法语问题、语表文句(所谓语表文句是指语言表述、文章句法)问题、法律依据问题、交叉重复问题、抵触碰车问题,以期为不断提高地方卫生立法质量,完善我国卫生法律体系提供裨益。     

论地方事务设定的合法性要件

针对地方事务的初次分配(设定),长期由国务院等中央行政机关负责的实践传统不能取代有限制性规定的现行法律。按照这些合法性要件,在设定主体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经授权的国务院有权设定地方事务。同时,为适应综合治理的需求,1985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授权决定应及时增补其他领域。在规范形式上,只有宪法、法律与依行政法规程序制定的暂行规定或条例可以胜任;并且要以宪法为依据,以法律为主体,提高人大立法的比重,控制授权立法。在制修程序上,代表团得充分行使提案权,为地方事务的设定发声;“中央和地方协商办事”的治理原则须转化为法定程序,以便地方意见的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