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法认知若干问题的反思——兼论相关制度的构建

司法认知是诉讼证明的一种重要方式。笔者提出并论证了法律不能作为司法认知的对象,进而主张司法认知的对象应限于:自然规律及定理、众所周知的事实、生效判决、公证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关于司法认知是否可以反驳,笔者认为要分析不同的认知对象自身的特性,并考虑到维护刑事诉讼的公证、效率,分别加以规定。除对于自然规律及定理采取的司法认知不得进行反驳外,对其他事项的司法认知应赋予反驳的权利。最后,基于对司法认知事项所作的"应予认知"和"可予认知"的二元区分,笔者分别设计了两种程序对之予以规定。     

真相欲求与诉讼认知冲突的分析--以“复旦投毒案”为例

真相欲求是刑事司法的关键目标之一,但不同诉讼主体对“真相”的建构可能不同。以“复旦投毒案”为例,控辩双方既对“整体论”与“原子论”的认知路径存在分歧,又对“排除合理怀疑”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致使双方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截然不同。要解决此冲突,法官应整合“原子主义”“整体主义”思维,并为“排除合理怀疑”划界,但对“原子论”的追求应止于诉讼经济理性,对“合理”的理解不可超越经验、逻辑而向裁判可接受性妥协。总体而言,真相发现需要以诉讼公正为底线,应回归程序理性指导下的价值权衡原则,进而弥合双方的诉讼认知差异。     

司法认知对象范围之探讨

司法认知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证据法上所普通适用的就某些特定的案件事实由法官直接加以确认,从而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一种诉讼规则.我国关于司法认知的立法与研究同外国的差距较大,如何客观地界定司法认知的对象范围,尚需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司法认知对象有事实和法律两方面.事实范围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判决事实、公证事实、司法事实、政府事实、易于获知的事实;法律范围包括本国法、国际条约和惯例、外国法.     

海峡两岸海上反恐问题研究

两岸对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已经达成共识,即进行刑事司法合作,但目前的合作仍存在种种障碍,为此两岸应秉承双赢的理念,将双方的司法合作协议法律化、具体化,尽量缓解彼此法律文化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司法合作。     

海峡两岸海上反恐问题研究

两岸对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已经达成共识,即进行刑事司法合作,但目前的合作仍存在种种障碍,为此两岸应秉承双赢的理念,将双方的司法合作协议法律化、具体化,尽量缓解彼此法律文化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司法合作。     

司法

劳教制度改革正在研究方案据新华每日电讯10月10日报道,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9日表示,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相关部门作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广泛听取了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姜伟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发布会时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劳教制度是由中国立法机关批准的法律制度,有法律依据。劳教制度为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     

司法文件:法律虚置后的裁判非正式规则——规则供给与文件政治的二重读解

司法文件是中国文件政治现象在司法中的投影。它既非多数民主、也非个体决策,而是高层精英司法偏好的制度化。在法律软执行后成为法律的等功能替代物,发挥着与法律近似的制度供给功能。建构论唯理主义立法进路、审判纪律约束、法官的功利化、地方法院竞争及治理化倾向是催生它的动力机制。法官对司法文件有"位阶优先"的强倚赖心态;中国的政法传统与司法管理的强科层制是它运行的制度环境。立法权对司法文件等"非法律之法"的容忍,传递出法律设计的理性之非。欲解围二律背反之困局,不能仅期待立法权主导的精细化立法,该目标只是立法者不可放弃的理想;还应规范与强化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等"辅佐"机制,鼓励地方法院"试点"替代法律适用性司法文件的新举措。否则,即使催生机制全部消除,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司法需求还会使法治期冀的规则之治屡遭否弃,臆造出新的超法律之法。     

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司法路径选择——以地方法院竞争为视角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两种途径,即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立法视野下的法律体系观符合现有的法学理论和理性主义立法观,但它是从静态的角度看来法律体系,忽视了社会生活复杂性和人的理性的有限性.通过司法完善法律体系缘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地方法院的竞争是解释通过司法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范畴.“疑难案件请示”、“民间法”、“案例指导制度”是通过司法完善法律体系的有力证明.要积极发挥地方法院的制度创新功能,使法律的普适性与地方性、全球化与地方化真正协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实践之中,实现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法律监督”新解

<正>"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这一理念所提出的"新法律监督论",以诉讼监督来概括法律监督的规范内涵,坚持了我国宪法和法律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制定位,符合检察制度起源、演变的一般司法规律,结合了我国检察制度实际和最新发展,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精神,应当成为我们对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科学理解和新共识。     

走向人本行政权的新理念——对叶必丰教授“公共利益本位论”之解读

公共利益本位论作为现代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是对其他学说的超越与发展。该论从哲理层面深刻地证成了行政法所体现和调整的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行政法所追求的目标应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从而凸显与展示了走向人本行政权的新理念,即行政权依法经由集合公共利益、维护公共利益以及分配公共利益诸路径达至实现以人为本的真精神。     

论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及其化解之路径——兼论司法审查的正当性

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是指非民选的法官对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立法进行审查．违反了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原则。反多数难题成为困扰司法审查正当性的阿克琉斯之踵。学者们从各种角度构建理论化解这一难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比克尔的原则论、伊利的程序论和桑斯坦的最低限度论。本文通过分析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及其化解路径．发现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无法从法律内部证成．它必须借助法律的外部力量加以化解。司法审查正当性所依据的外部性力量正是政治学民主理论，该理论试图通过司法审查对民主的促进作用来解决反多数难题．进而论证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司法审查正当性理论为我国司法解释的正当性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试论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具有公共权力运行的属性,是使公众信服裁判结果,并自愿遵照裁判结果执行之能力,不以国家强力的介入为必要,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必要条件。提高司法公信力,既需要确保良法之治、法律程序正当、裁判正当等,又要以制度外之因素即国民素质的提升、法律信仰的树立、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作为推动因素,使制度内改革与制度外的文化积淀形成合力。     

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司法无公正即法律无公正，司法无权威即法律无权威，法律无公正无权威即无法治。如果司法缺乏公信力、权威性，存在大量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现象，那么立法乃至整个法治建设的成效将丧失殆尽。鉴于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阐述，为当前的司法工作明确了方向和基本思路。     

论构建中国-东盟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构建中国-东盟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又是解决中国-东盟各国民商事法律冲突的需要,有助于提升诉讼效率。欧盟在民商事司法协助领域的成功范式、中国-东盟各国的法律认同与合作、现有法律协议的强力支撑等,证明构建中国-东盟民商事司法协助制度完全具备可行性。     

认知语境模型视阈下的法律语用能力研究

法律语用能力包括法律主体对生活世界和法律世界相关要素进行投射、整合和建构,实现语境要素重新范畴化和结构化的能力。司法话语行为深受多种语境的影响。在语用知识表征方面,司法话语行为往往需要涉及包括法律在内的多种认知语境知识,这种选择又深深刻有实践主体认同的烙印。在语用策略方面,无论是推理的内容,还是推理的方式,司法话语会充满冲突和矛盾性。     

和谐司法语境下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构建

法官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博弈的结果,也是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权利相互妥协的产物。释明权本身含有沟通共识的内在要求。它是连接法院职权与当事人权利的纽带,也是构筑法院与当事人和谐关系的桥梁。应从协调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入手,在为实现权利而真诚沟通的和谐司法理念指导下,加快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基础培育与法律规则体系的完善,加快构建以和谐司法为理念、以达成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和谐状态为目标的法官释明权制度。     

法律解释中目的性扩张的基础与界限——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十六条为例

法律漏洞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法律适用的个案之中,填补法律漏洞成为司法实务中重要的环节。目的性扩张是填补法律漏洞、实现个案实体正义的一种法律续造方法。由于目的性扩张效力的规定较为模糊,且与法安定性特征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导致其适用带来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十六条为例,通过司法案例进行正当性探源,促进适用程序的规范化和证成标准的统一化,并设定目的性扩张的适用限度。     

浅析劳动法律认知、制度信任与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

作为新兴职业群体,外卖员的用工关系与普通用工模式截然不同,其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了该群体的劳动法律认知、制度信任与劳动维权意愿等相关数据。经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劳动法律认知和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制度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外卖员劳动维权意愿;从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学历均对劳动维权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作为法律修辞的逻辑

法律判决书通常表达为司法三段论的模式,因而人们常常误解认为逻辑对法律思维应具有严格的规范作用,法律思维的过程就是逻辑演绎的过程。但是,司法三段论的简单模式不可能是对法律思维的精确刻画,而是借助其理性论证力量增强司法过程及结论的可接受性,即作为法律修辞的一种手段。错误的定位一方面可能招致对司法三段论的错误驳难,另一方面又可能遮蔽法律判决书讲法说理功能的实现。法律推理往往由背后隐含的假设和背后的理念等各种实质要素所决定,当它们存在争议时需要予以明确表达和证明。     

从"发现"与"证立"两个维度论法律解释的功能

当前对法律解释功能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标准不一的列举倾向,此种研究路径往往缺乏逻辑上的周延性。借鉴哲学上知识的获得需经历"发现"与"证立"两个阶段,我们可以把法律解释的功能在逻辑上划分为法律发现与法律证立。作为法律发现的法律解释主要解决的是事实与规范的获得,而作为法律证立的法律解释则主要是论证事实与规范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可能难以清晰地区分二者,但这并不构成对其所具有两种功能的证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