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

把公共文化服务仅仅视作"文化福利"或"文化权利"的要求,有其不足:作为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缺失民众必要的民主参与,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相脱节;在当下,"权利"往往被人工具性使用,如果没有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规约,又会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从而与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的主旨相背离。公共文化服务从实质上而言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十分必要。     

走向协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转向与发展理路

国家治理是有效协商与现代民主共同合法性推进的产物,"协商"和"民主"的价值融合是理解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侧面,协商治理是一个亟待成长的新公共治理范式。协商议题是衔接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协商治理实现了程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的过渡。公共精神贯穿于公共议题治理的全过程,对公共精神进行培养有助于强化协商治理价值理念中的公平和责任意识。因此,建构中国特色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必须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确保"协商"在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政治结构中的稳定性,以制度的科学制定与有效执行作为协商民主发展的保障。     

权力边界与职责担当:文化治理的“三元”主体格局建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维护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在"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中,其"平等""包容"的价值诉求、"交往""商谈"的实践特质和"批判""整合"的思维取向,契合了我国文化建设中"多元治理"的改革诉求和时代趋势。本文提出在打破"全能政府"和"超级保姆"的同时,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文化治理主体格局,以保持三者权力结构与作用边界的动态平衡;并以协商民主的"宪政体制"框架、"双轨制"机制和"公共理性"原则为导向,以控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组织、规范市场力量三大维度为切入点,界定各治理主体的外在权力作用边界和内在职责担当,最终实现"强公共领域""弱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提升文化治理的整体管理效能。     

走向文化公共治理

迄今所呈现和暴露的文化缺失,正是导致政治与行政、事实和价值分离、管理主义与价值主义"抽象对立"的根本原因。文化天然独具的公共性、实践性、治理性表明,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公共治理体系,应当走向文化公共治理。走向文化公共治理,是提升社会质量的有效途径,进而可望为解决好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事实和价值的融合找到可能的进路与出路。公共行政只有添上文化的"油",才有望重获力量;插上文化的翅膀,方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解决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问题。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警察公共关系基本问题探析

警察公共关系是警察及其公众之间"关系"的管理,这种管理以传播为手段,以促成警察—公众之间的合作为目标。"公共性"是警察公关的本质属性,即警察公关是警察与公众以公共价值为共同诉求,在公共领域以公开的传播手段彼此建构交往互动关系。警察—公众关系建立在"关系理性"基础之上,是警察与公众在冲突中寻求合作的情感关系,是社会性、流动性的关系,是在传播过程中建构的具有主体间性的平等关系,是一种需要进行管理的关系。警察公关的主要职能是辅助决策、传播管理、形象管理、危机管理和合作管理。     

虚化与重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价值理性研究

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作为测评、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实践,需要内在价值理性导引与规范。但目前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却面临价值理性虚化困境,具体表现为理论层面价值理性相关研究过弱、实践层面价值理性缺失,并由此导致了评价失效等问题。对此,可遵循"核心—导向—过程"的逻辑,将公众为本、服务驱动作为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价值核心与导向,并将公共性与公平性、公开透明与多元参与、回应性与问责等原则嵌入、融合于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设计、实施、反馈各阶段,进而实现价值理性的重塑与复归。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警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文化失灵——以故宫“四重门”事件为例

故宫"四重门"事件反映的是与公共文化服务密切相关的根本性问题——"文化失灵"。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文化失灵现象是指,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背离文化的公共性和文化的公共服务宗旨,强化市场所遵循的资本和效益的逻辑而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经济化",或者因政府过多干预而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行政化",直接的后果就是文化在资源配置和共享方式上的公共性丧失,以及公共服务中的文化"空洞化"。     

重构公共政治文化的治理意义

当今的公共领域,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异质性较大且价值较为混乱,这根源于公共政治文化的缺位。传统单位社会治理无法解决现代公共社会治理的价值共享和利益共享问题,也不能在个体与公共组织之间建立新的文化和政治联系。所以,重构一种有序、多元的公共政治文化,对现代公共生活形式的生成和确立,具有社会整合和公共秩序建构的治理意义。     

文化自信的治理性内涵研究

文化自信是主体对自身文化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同的心理状态和深厚感情,表现为主体对其文化身份和文化规范的高度认同。从文化领域"自我教育"到作为"四个自信"更基础的自信,文化自信强调文化建构主体、整合集体的功能,以文化的身份认同和规范性层面实现主体的文化治理。文化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双重属性,以文化自信增强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使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文化自信逐渐突显出独特的治理性内涵,成为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新方略,并由此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民主审议: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安排

民主社会早已成为全世界大势所趋,但何种民主模式最能符合"民主"原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均有其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因其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优点,足以成为调节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是最好的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相反,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理论超越了共和主义民主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好的实现了公共理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价值,是实现公共理性的更好的制度选择。     

新媒体与网络空间的文化表达

网络越来越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媒体愈益嵌入社会各层面,网络甚至成了某些群体的生活方式。网络的文化表达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网络空间越发成为一个有着复杂多元政治意味和文化意识的舆论场,话语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伴随网络公共空间的建构,"公共性"意识亟待加强。互联网的局限警醒我们,必须通过网络文化的价值导向掌握话语权。     

连结供应和消费: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应及路径选择——以四川省甘孜县及其洛戈一村牧民定居点为例

牧民定居工程性质上属于均衡性公共产品,其扶助贫弱的效应明显。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应,最根本路径选择是连结供应和消费。连结供应和消费的工具理性体现为:多主体秩序的建构—共同参与;多主体协作—责任共担,成本分摊;强化牧民主体角色。在实现供应和消费连结的过程中,出现成本分摊,产品性质变异等问题,此因公共性扩展所致。依据文化规制,实现文化融合,是连结供应和消费的价值理性。     

跨域公共危机:理念、文化碎片化与整体性治理

理念和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价值和文化以特定的方式存在,并具有独立性、实践性和阶级性等特征,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危机治理产生影响。本研究主要是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所存在的理念和文化碎片化进行分析和阐述,并运用西方公共管理前沿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对跨域公共危机的治理文化和理念进行整体性建构。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社区文化与和谐社区公共性的建构

当前中国社会生活出现了公共性的普遍缺失,这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现代性难题。具体到社区建设层面,也正面临公共性不足所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和治理难题。社区公共性的消解使得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以及凝聚力等应然属性消减,社区文化也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公共性品格。和谐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急需公共性的文化来引导和支持社区公共生活,因而社区文化建设就成为社区公共性生长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和着力点,其应然的价值追求是蕴涵公民规范与制度原则于其中的公共性的涵养和培育。     

文化自觉——当代社会发展的理性高扬

文化自觉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前途的理性的认识和把握。文化自觉具体表现为文化价值选择和建构过程中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它要求将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因而是人的自觉 ,理性的自觉。文化自觉直接表现为社会的文化进步 ,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 ,社会发展 ,尤其是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文化自觉。     

重构社会公共性——审视中国社会运行基本规则的变化

<正>有关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行动领域,是一个非个人的交往、信息和舆论领域,它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在公共领域中,人民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达成共识,以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控制。他认为,与国家、政府支配的"行政的公共性"不同,"市民的公共性"是由作为独立个体的市民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与其他市民共同合作创造的崭新的生活新世界。也因此,有学者认为,"研究     

流动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探析——以济南市K社区为例

公共性作为社区治理的内在价值追求，是社区秩序的基本要素和支撑保障。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异质性社区，重建社区公共性不但是实现多元社会管理格局的前提条件，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支点。本文通过对济南市K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公共性培育面临着关系网络松散、公共空间萎缩、社区功能单一、主体结构失衡、社区组织发育迟缓等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流动人口需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首先要通过培育社区认同、营造社区文化、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打造交流互助平台等途径，增进社区主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其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破除主体间性困局，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性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