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的治理”:理解政策认同的实践逻辑——Y县宅基地改革观察

如何理解和解释不同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呈现出的效果差异,从而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Y县宅基地退出政策执行的个案经验展现了政策认同建构与政策有效执行的内在逻辑。其中,认知-情感-意愿是"制造同意"的三个关键环节,直接作用于政策受众对自身利益和政策导向的判断和选择,并最终决定行动方向。地方政府通过信息传递、关系运作、需求感知和利益协调,并借助自组织运作优势,逐步强化农户的认知、情感和认同,从而将政策认同的建构过程贯穿其中。由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建构并强化政策认同,有助于提升目标群体的支持度和参与度,降低执行成本,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度。     

青蓝交织：政策社会学与政策科学的学理辨析

政策社会学与政策科学同源不同宗、同根不同枝，是青蓝交织、交相辉映，共同体现“政策良心”的两门学科。不同的学科既有差异，也有共性，差异代表着多元的方法，共性代表着统一的认识。多样的方法与统一的认识，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政策最好的依据。第一，原则一致的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重视“社会参与原则”，人民群众以及社会组织、社区社工、专家智库等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力量；政策科学特别强调“政策吸纳社会”。第二，表里相依的政策执行。政策社会学对应的是社会管制、社会交换与社会激励;政策科学的执行资源是权力、利益与精神。第三，不同体系的政策评估。政策社会学依靠的是社会描述、社会分析与社会模型;政策科学的事实评估主要关注目标达成、成本效益与因果关系。两门学科分别体现了各自把准政策脉络、落实政策措施、实现政策价值的根本逻辑，体现了自身的学科贡献与政策良心。     

政策传播功能探究

政策传播是指政策信息在组织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传递和流动过程.政策传播有利于政策的执行和完善,有利于以权利制约权力,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有利于良好道德、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培养民主意识和参与习惯,有利于培养公众主动获取信息的习惯.我们应当重视政策传播,并做好政策传播工作.     

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野：政策形态的建构与分析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极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最主要的内容。西方国家很早就对政策执行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但对政策本身在执行中的变化情况研究的并不多。政策在其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相关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政策常常处于动态。为此，通过建构政策形态分析模型来描述政策自身在执行中的变化情况，并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

政策规避是政策执行中的常见现象。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驱动和政策执行机制的缺陷是政策规避产生的重要原因。整合政策执行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减少政策执行弹性 ,健全政策执行机制和全面推动政策创新是防范政策规避的基本途径     

转型期我国土地征用政策执行失真的要因分析

处于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国家治理和执行力建设的许多挑战,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实现有赖于政策的有效执行。本文以目前我国土地政策执行失真为视角,从中央与地方的非均衡利益、政策执行机制乏力、执行监督空缺等变量系统分析了地方政策执行失真的深层原因。本文认为,土地征用过程中利益空间的存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和政策执行监督缺位的组合是土地征用政策执行失真最基本的行为和制度层面的原因。     

受众理论视阈下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创新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传播过程,借鉴传播学受众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角度深入探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思路,有利于优化整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模式、提升教育实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机统一,要提高教育实效必须在正确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个体差异性、接受主体性、意见气候易感性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创新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路径:完善教育内容,扩大受众的信息择取面;革新教育模式,尊重受众主体性地位;优化教育环境,利用群体动力机制。     

基于政策网络的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困境研究

异地高考政策实质是围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机制,它涉及多方面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校、考生与家长等。异地高考政策是一个由多元利益主体构成的政策网络,可以分为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专业网络、议题网络。政策社群之间部门利益之争,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之间的教育公平和权力之争,府际网络之间的招生指标之争,府际网络与议题网络之间的利益之争,议题网络之间教育权利之争,导致了异地高考政策执行难度。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网络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使异地高考政策网络成为一个非零和博弈的互动网络,推进异地高考政策的良好执行。     

地方政府如何吸引人才?——基于政策营销视角的混合研究

地方政府围绕人才资源展开竞争已成为理论研讨焦点。既有研究关注到了政策营销对于“竞争人才”的重要意义,但尚未对营销效果发挥的作用机理展开深入分析。对此,从营销人员特征切入,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二十多年的浙江为调查场域,依托扎根理论研究和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混合研究表明：营销人员特征对人才政策价值营销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益感知在营销人员特征与人才政策营销效果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政策获取意愿在营销人员特征与利益感知的关系中、利益感知与人才政策价值营销效果的关系中均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可为政策营销工具在人才政策领域的运用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地方政府利用营销人员自身优势激发政策受众的自我意识,继而提高人才政策效应。     

论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动性

受众是信息传播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但是20世界40年代以前，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认为受众只是信息传播中的靶子。靶子论一方面过分夸大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将受众视为不相联系的个体，同时也割裂了传播者与受众的联系。     

以民为本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治理工具,因而政策执行者要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只有通过积极转变政策价值观,完善政策制定系统和程序,创新政策工具,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和道德素质,才能切实促进政策的顺利执行,实现政策目标,建设和谐社会.     

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为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我国制定了保障性住房政策。由于政策的计划性不够,同时又受到政策执行主体复杂的利益关系、政策资源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使得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效果不理想,在政策理念、融资和监管等方面问题突出。要进一步确定合理有限的保障目标,建立统筹协同的资金管理体系,加大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方面的完善力度,以促进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有效执行。     

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

本文认为,公共政策执行者是政策执行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态度、综合素质、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等都对政策的有效执行产生影响,甚至决定政策执行的成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公共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种种政策执行偏差行为.因此,必须加强政策宣传,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和建立健全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同时,还必须增强公共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综合素质,减少、避免和及时矫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进而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政策工具何以反映政策价值:一项溯源性分析——基于H省W市综合行政执法模式的经验证据

政策价值是公共政策的基石,也是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策工具与政策价值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政策工具反映政策价值是对公共政策从酝酿到执行的反思。"价值-目标-方案-工具"的逻辑理路是立足于政策过程的基本阐释,政策价值的"混合型"特征是价值中和的政策议题。我国政策价值场域上H省W市综合行政执法模式的个案研究,为政策工具反映政策价值的逻辑溯源性推演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政策价值的有效次序权衡、政策工具的优化配置和政策执行的交互主体性是影响政策工具充分反映政策价值的关键因素,表明政策工具对政策价值的反映程度。这一研究既拓展了理解政策工具与政策价值之间逻辑关联的视角,又尝试提供一种中国情境下溯源性的解释。     

新时期农村政策的执行困境及应对

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补农、惠农政策,但对于政策执行主体——乡镇干部来说,仍然存在着“政策好、执行难”的悖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政策表述与落实之间存在着空白地带,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认知错位及方法失当,政策目标群体出现了新变化。增强政策的执行效果要求政策执行主体提高自身素质,在政策的理解力、解释力、执行力、动员力方面下足功夫。     

试论公安政策制定的民主化

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安全问题最为个体关注，同时，公共安全问题也最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关注。作为公安机关履行自身职能、实现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公安政策及其绩效自然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公安政策制定的过程包括公安利益的诉求、聚合、转换与输出，并且每个环节的科学合理程度都影响着公安政策制定的质量。本文通过对公安政策制定过程、公安政策系统进行分析，推出了公安政策制定民主化的相关关系，即让公安权力机关内部和外部的不同主体参与到公安政策制定过程中，实现各类公安利益主体的公安利益均衡，从而实现公安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并最终为提升公安政策质量奠定基础。     

政策终结的制约因素辨识

政策终结是提高政策绩效的有效方式,但目前政策终结障碍重重,通过对政策终结的制约因素剖析,可以为政策终结提供突破口进而改善政策绩效。通过对文献及其现实的研究发现,以下四种力量制约着政策终结的顺利推进:行政理念的传统保守取向衍生强烈的忠诚可能会顽固地抵制变革,排斥与现有政策相左的事情;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促成了行政官僚转变为涉及他人利益的自身利益的终极法官;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过程以及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干预表明任何一个自变量的不确定或模糊性都会影响政策质量的判断;政府系统中的职能、组织、政策与项目之间的相互交织与互为手段使得政策终结的方式、资源、推动力选择更具复杂性。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再思考——以政策制定主体为视角

以政策制定主体为视角对公共政策执行偏差进行再思考，政策制定主体素质的低下，在政策认知中的缺位等问题成为政策执行偏差的主要原因。提高政策制定者素质，强化政策认知教育和责任，注重政策的配套和再决策，提升政策制定主体控制力以及加强对政策执行的支持和监督力度则是矫正政策执行偏差的有效措施。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初探

反思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是本土化公共政策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提升执政能力、增强政策执行绩效的迫切要求。政策执行目的不够明确是制约政策执行研究的“瓶颈”，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进而考察政策执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是提升政策执行研究的关键。     

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结构脉络中的策略性选择

政策执行是将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转化为预期结果的活动,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关键阶段。政策执行涉及政策执行者的能动因素和结构因素。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是复杂环境与执行者能动性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行为受政策规定的合理性、资源的可得性、目标群体的异质性、组织控制的有效性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效果则受其政策执行能力与素质的影响。在结构性脉络中,基层公务员是具有自我意识、反身性与策略性的执行者,这些具有不同政策执行能力和意愿的基层公务员会在对结构性脉络和自身能力的认知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策略性行为。这些基于结构性限制下的有意识的策略性行为,是现实当中存在的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行为。要辩证地看待基层公务员的策略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