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自诉案件亟待强化法律监督

在我国,提请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告人进行审判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另一种是由自诉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刑     

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

在打击跨境犯罪及犯罪分子的跨国流动中,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在本国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意义。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判断遭遇的最大难题是各国刑事司法主权的隔阂,具体立法层面牵涉法律依据重叠、证据规则多元、权利保障差异等多重因素。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演进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存在程序优先于实体、实体优先于程序、"程序—实体"二元分立、替代性解决方式四种立法思路。我国立法、司法中采取的真实性审查方式忽略了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为了促进对跨境犯罪的打击和跨境追逃工作高效、有序的展开,我国相关立法应予完善。     

从“梁广镇案”看人大如何许可逮捕代表

广东省云浮市“亿万富翁”梁广镇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立案侦查，鉴于其云浮市人大代表身份，经云浮市检察院申请，该市人大常委会许可检察院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法院进行刑事审判。然而，广西百色市人大常委会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原因是梁广镇也是百色市人大代表。未经其许可，云浮市检察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法院进行刑事审判。一人可否兼任两地人大代表？两地人大常委会机关意见相左，检察机关无所适从，案件被迫搁置……（《检察日报》6月2日）     

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解构

解构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表明,三种行使方式都系诉权范畴,即属诉讼职能。其中,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名不副实,实为一种异议;抗诉案件改判比例极低,与检察机关"在刑事抗诉中始终站在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上,代表国家对法院确有错误的裁判实施法律监督"的辩称不符,二审、再审中的抗诉不过是检察机关提起的上诉和申请再审;对审判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实为检察机关调查事实、收集证据的追诉活动,因定性为监督,造成诉讼法律关系混乱和诉讼职能冲突。将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程序中的职能区分为诉讼职能和监督职能,是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的误区,并无实际意义,相反却滋生了诸多负面效应。     

浅谈刑事起诉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一、刑事起诉与刑事政策的界定 刑事起诉，是指享有控诉权的国家机关和公民，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对指控的内容进行审判，以确定被告的刑事责任并依法予以刑事制裁的诉讼活动。起诉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刑事起诉可分为两种，即实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犯罪追诉机制，即在对刑事犯罪实行国家追诉的同时，兼被害人追诉主义。     

“特殊”刑事案件追诉工作略探

刑事追诉的范围不单是侦查机关移送审查案件中的漏罪、漏犯,还应包括本案中牵涉其他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以及侦查机关已立案并侦查终结的,侦查机关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或降格作行政处理的特殊犯罪案件。这类案件的追诉应当由人民检察院的公诉部门行使。对侦查机关不移送起诉的,公诉部门有权代表检察机关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对触犯刑律的办案人员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诉主导型刑事指控体系的构建--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侦诉关系为视角北大核心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要使追诉行为得到审判确认,审前程序追诉职能就必须以审判为标准,以有效指控犯罪为目标,着力构建以侦查为基础、以证据为核心、以公诉为主导、以监督为保障、以辩护为制衡、以智能为辅助的刑事指控体系新格局。     

身兼两地人大代表，“合法但不妥”

企业家梁广镇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立案侦查，但因其身为广东省云浮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两地人大代表，在是否许可检察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法院进行刑事审判时．两地人大常委会意见相左．检察机关左右为难。案件被迫搁置。对这种现象究竞应该怎么看？对此类问题又该如何处理？本期“一家之言”的作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正当性再证成

受西方现代法治之"权力分立"、"司法独立"及"禁止双重追诉"等理念影响,有学者对我国现行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制度提出正当性质疑。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对抗制庭审模式下,检察机关的控诉方地位与对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者身份存在矛盾与冲突;检察机关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破坏了司法的独立性与终局性;再审程序的启动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如此观点既有其合理性,亦有可商榷之处。在探讨我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对质疑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正当性的观点作出积极回应。     

法律监督视野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制度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存在缺乏程序规则、监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应从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公安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受理及处理程序、监察机关对检察机关对移送的监督制度,并可以在行政法律中直接规定罪名、罪状、法定刑以及建立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转换,统一证据规则等方面完善行政执行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制度。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自诉权的保护与规制

所谓自诉权是指刑事被害人亲自向法院提起刑事追诉,直接要求法院通过审判责令加害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追诉方式。虽然当前世界各国的刑事追诉制度以公诉为主要形式,但自诉制度并没有彻底消失,尤其     

对我国案件移送方式的反思

在刑事诉讼中，程序公正是立法者在程序设计、司法者在程序操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社会正义，它体现着程序的内在价值，因而为刑事诉讼的最高价值目标。案件移送方式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将案件移送法院审判的法定形式或方法，它对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克服司法人员先人为主，实现程序公正，我国新刑诉法改全案证据移送为主要证据移送。但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所确立的主要……     

检察机关适用酌定不起诉情况实证研究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基于起诉便宜原则而确立的,其通过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的处置,适时终结已经启动的不必要的刑事追诉诉讼程序,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载体。由于在法律规定、理解适用、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原因,目前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仍然极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效果,亟待改进与完善。     

虚假诉讼刑民交叉案件处理难点及破解

虚假诉讼中刑民交叉问题突出。在事实认定和证据使用方面，只要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符合民事再审事由，检察机关即可启动民事监督程序；刑事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当然具有证明力，而要从是否符合民事证据“三性”以及是否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要破解监督难题，在刑民程序衔接方面，检察机关宜加强案件初查，完善线索移送机制；强化刑民协同，完善刑事追诉和民事监督程序衔接机制；厘清“先刑后民”适用范围，完善刑事制裁和民事再审程序衔接机制。     

论我国刑事证据移送制度及完善

刑事审判因为其结果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强烈影响力,使得审判过程本身应当遵循最大程度上的科学性和人性关怀精神。我国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逐渐将司法审判从过去的片面强调对犯罪的追究转向了在审判过程中实现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相平衡。但是在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中,仍存在一些弊端,也不利于人权的保护,难以体现司法正义。譬如刑事证据的相关制度,证据的出示与认定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它决定了一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认定为犯罪,行为主体是否应当被追究责任,以及应承担责任的程度。一场刑事审判可以认为是一个认定证据、依靠证据还原行为事实并得出相应价值评断的过程。而我国现行的制度并不能很好的保证这个过程符合法律正义的标准。本文将针对我国的刑事证据移送制度进行分析,指出其弊端,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     

发挥职能作用确保刑事检察履职办案高质效

刑事检察作为检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充分履行刑事检察职能,确保高质效办案,并以高质效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一、把握好刑事检察工作的职能定位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最基本、最核心的业务,履行检察机关司法办案职能,重点要履行好刑事检察职能。而履行刑事检察职能,最核心的是履行好公诉职能:一是追诉犯罪,包括引导侦查的职能、指控犯罪的职能;二是约束程序,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三是监督职能,包括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论公诉的功能

公诉的功能是指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和社会在对犯罪进行刑事追诉过程中所应当具有的功用和效能。它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犯罪追诉功能,二是权益保障功能,三是程序约束功能,四是诉讼监督功能,五是侦查引导功能,六是法律警示功能。(一)犯罪追诉功能这是公诉的首要功能。公诉对犯罪的追诉主要是通过对刑罚权的实现来达到追诉犯罪的目的。刑罚权包括刑罚创制权、刑罚请求权、刑罚裁量权和刑罚执行权四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检察机关的犯罪追诉权,主要表现为刑罚的请求权,也有人称之为求刑权。这种求刑权尽管只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力,但它有明确的实…     

职务犯罪调查中的检察引导问题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成后,监察机关既承担着违纪违法的调查职责,也拥有了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监察调查因被认为"不是侦查",使得职务犯罪的追诉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调查—公诉"模式。该模式可能存在多种隐患,尤其是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或将游离于"诉讼"之外,甚至有诱发"调查中心主义"的危险。要使"调查—公诉"模式得以优化升级,特别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统辖下,应考虑确立职务犯罪调查中的检察引导制度。作为公诉的准备活动,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与公安机关的侦查一样,也是国家追诉犯罪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确保追诉能够取得成功,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和疏漏,实现惩治腐败的有效性,应让检察机关介入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使其能够动态地了解整个刑事调查过程,并可以运用自己的诉讼经验,就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和运用向监察机关提出意见。尽管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并不妨碍其通过提前介入、决定逮捕、退回补充调查、非法证据排除、不起诉等多种方式,来引导乃至监督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是保证我国知识产权双轨保护模式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和基础。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整合执法衔接的法律依据,完善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及检察机关的监督机制,明确案件的移送标准。此外,还必须统一证据转化标准及案件移送的时间结点和所需要的具体材料、手续。     

我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正当性探微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中，由于受到法治现代化即法治英美化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对我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种种质疑。持这些观点学者认为，在对抗式庭审方式确立后，出庭检察官既要承担控诉方的诉讼义务，同时又具有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对刑事审判的监督与其同时作为公诉机关的地位是相互冲突的、互相矛盾的；检察机关监督法院审判工作，实际上使检察权凌驾于审判权之上，法院受检察机关的监督，法官就缺乏权威，裁判也不能具有终局性。本文拟在探讨我国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对质疑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正当性的观点作出积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