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定量因素与主观罪过关系论纲

行为认定为犯罪的过程中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对客观的犯罪定量因素具有认识;这一认识首先是事实层面的认识,事实性认识是基础,其次才是规范性、评价性认识;这种事实认识应该以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为基础进行判断,不能凭借社会上的一般认识水平予以推论。犯罪定量因素认识错误属于刑法中事实错误的范畴,司法处理应当遵循具体分析的原则,对积极的认识错误根据"具体危险说"加以判断,对消极的认识错误在能够排除过失的前提下一般可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犯罪主观明知推定适用中“合理解释”的司法认定

刑事推定对解决主观明知的证明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推定的事实并非绝对真实,有可反驳的余地。为此,我国司法规范性文件中规定了"合理解释"的反驳方式,但合理解释的认定却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在推定明知时,对于行为人辩解是否需要提供证据、解释是否合理把握不准,易混淆可能知道与明知的界限。同时,部分审判机关在裁判文书中对行为人辩解鲜有回应或陷入循环说理,裁判结果令人难以信服。为完善犯罪主观明知推定规则,需要在明晰合理解释性质的前提下,依据客观事实和证据,结合事理、情理、常理判断该解释是否足以动摇推定明知的成立,从而认定是否合理。     

对烙印在刑法中儒家法律思想的祛魅审视——以法益侵害为视角

儒家法律思想的礼法结合、应经合义等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融入中国法律两千多年,在现代刑法中又以规范违反说等影响着犯罪本质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对犯罪本质等问题做展开讨论,以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等争论为切入点,祛魅审视儒家法律思想在刑法上的传统烙印,我们可以得出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刑法的机能是保护法益。应以法益在客观上是否被侵害或威胁为标准,判断某种行为是否为犯罪,是否值得科处刑罚,并将此贯彻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医疗纠纷的刑事立法分析

医疗纠纷是由医患双方对诊疗护理结果及其原因的认定存在分歧而引发的纠纷,通常表现为患方质疑医方诊疗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我国医疗纠纷的刑事立法几乎是以医疗事故罪为基础而构建的。就医疗事故罪而言,其罪与非罪的认定存在"医疗行为论"、"信赖原则"和"医疗水准论"等分界理论的限制性判断,司法实践应充分认识到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审慎并积极认定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其亲属的犯罪与刑事责任。刑事立法是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根据,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应注重加强刑事立法的完善。     

论偷逃税案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刑法与税法的协调与制约

税法和刑法都对偷逃税行为进行了规定,二者既有制约,又有连接。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立法上,它是逃税罪的法定入罪标准;在程序上,税务机关也将据此判断是否要将案件向司法机关移送。但实践中,司法机关能否将税务认定的数额直接作为逃税罪的犯罪数额存在争议,具体体现在偷逃税额是否应考虑主观方面、地方行政法规能否作为认定依据以及税收证据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证据。笔者通过对同类案例以及刑法和税法的不同原则、不同证据标准的比较分析,从实体与程序上对刑法与税法的协调提供建议。     

走私文物犯罪主观方面认定问题研究

走私文物犯罪案件中有多种因素影响着对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的认定。从逻辑上分析,过失的心理状态不能构成走私文物犯罪的主观方面,只有故意的心理状态,才可能构成走私文物犯罪。走私文物犯罪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是间接故意的走私文物犯罪,走私文物的直接故意往往需要借助事实推定的运用才能认定。实践中存在一些特定情形的涉嫌走私文物犯罪,对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是否成立走私文物犯罪的主观方面,应具体分析认定。     

刑事审判中的道德减责问题分析

在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能否进行道德减责的关键不在于犯罪主体本身的行为,而在于被告人的行为主观动机是否具有道德减责要素,也就是是否以＂他人是目的＂为判断标准。只有具备了道德上规定的有利于平衡自身与他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要素,才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道德上的宽恕,在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进行道德减责的命题才成立。一般地说,刑事审判中的道德减责,包括生命减责、自由减责以及利益减责等三个方面。     

浅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明知”的认定——基于一个案例的分析

“明知”在现行刑法的总则和分则中都有体现，对“明知”的理解直接关系到能否成立特定犯罪。然而对这一主观心理状态的认识一直是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笔者试从检察工作中实际处理的案件出发，探讨在检察实践过程中，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     

即时通讯中煽动型言论违法性判断的基准

即时通讯中煽动型言论呈现发表行为的即时性、公开性,行为人故意意图的隐蔽性以及危害结果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对煽动型犯罪重新界定为抽象危险犯具有合理性。一方面,从煽动型犯罪的行为出发,对违法行为做事前判断看言论是否有规范违反,这样的客观判断更符合刑法谦抑原则,不会扩大处罚范围;另一方面,煽动型犯罪实际上是因发表煽动言论获罪,其主观意图更需要明确界定,符合行为无价值论的主观要素的要求。     

论生理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关于生理醉酒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问题,我国刑法作了肯定的规定。醉酒人实施危害行为要负刑事责任的关键在于其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其行为具备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要件较易理解,但是否具备主观要件和主体要件容易产生疑问,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将生理醉酒分为兴奋期、共济失调期和昏睡期。不同时期的醉酒人犯罪主客观情况不同。尤其对处于程度严重的共济失调期和昏睡期的醉酒人,要注意考察其醉酒前的责任能力状况和对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甚至要把醉酒前的这种状况作为认定实施危害行为的醉酒人的责任能力和主观要件是否具备的主要依据。对醉酒人犯罪的定罪和处罚,注意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要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做到罚当其罪。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实践现状、价值检视与规则塑造

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现状进行梳理后可发现,司法实践通过泛化解释“其他方法”,实现了对非法获取的全闭环认定。可是,法秩序并不禁止一切形式的信息获取行为,因而应为合法获取信息预留适当空间。为平衡信息保护、发挥信息效益,有必要以同类解释等规则对有关司法认定展开价值检视。双重限定规则是精准认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妥当路径,即先判断获取信息是否违反了前置法,包括形式的违法判断与实质的相当性判断;然后,再判断非法获取与先例条款是否具有同质性,包括行为方式的同质与行为对象的同质。双重限定规则属于实体法层面的限定,此外还应兼顾程序层面的限定,严格把握司法认定的证据标准,并从严限定刑事推定规则的运用。     

民意“由刑制罪”之规范化探讨

在"以刑制罪"的理论框架下,民意经由规范化的转换,通过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与刑法解释的理论路径,对犯罪的认定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与制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化的民意在定罪体系中只能作补充性的、有限度的适用。     

论被害人过错的性质及其成立要件

刑事被害人过错是指主客观相统一的,对犯罪行为起推动作用的,应受否定性评价,并且影响犯罪人定罪与量刑的行为。据此,其主观成立要件一般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成立要件是与犯罪过程的推进有着相当因果关系和时间紧密性的过错行为。此外,过错还应当达到充足的程度。     

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在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中,客观方面应注意道路、行为和情节是否恶劣三个要素,主体方面应注意一般认定和特殊认定,主观方面应注意是否故意。     

谈犯罪行为中的不作为

犯罪行为中的不作为,是构成犯罪的客观条件中危害行为的基本形式之一,它不但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且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不作为的认定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为揭示这种行为的本质,探讨其客观构成要件以及类型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阐述了成立不作为犯罪须具备的客观要件,并对不作为进行了分类,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制。     

浅析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罪的若干问题

著作权制度在网络环境下呈现出主体产生大众化、权利归属复杂化、作品信息数字化、权利内容技术化和侵犯形式多样化等特点。应对以上新特点,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对象应扩大到网络作品;客观行为中复制发行行为应注意新的形式,犯罪后果的认定也更加复杂;主体上还应当追究网络服务商的责任,但也要区别对待;主观上的营利目应当区分直接营利方式和间接营利方式。     

浅析扒窃型盗窃罪着手之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规定为独立的定罪行为,因此使得扒窃犯罪成为盗窃罪的特殊行为类型。扒窃型盗窃罪着手的认定需要在坚持实质客观说的基础上通过时间和空间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只有当行为的实施对被害人财产法益具有现实而紧迫的危险时,才是扒窃犯罪的实行行为。具体而言,行为人为实施扒窃所进行的"试探行为",已经使得被害人的财物处于随时脱离占有的状态,对被害人的财产法益产生了紧迫的危险。但"试探行为"不能作广义的理解,只能是具有侵害财产法益紧迫危险的行为。     

论盗版的刑法规制——从国际条约的履行到国内立法的完善

我国加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后,针对不断增多的盗版行为,如何在履行国际条约基础之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保护制度,成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盗版犯罪认定存在客观标准过高、标准不统一、保护对象不充分、主观目的要求缺少合理性、刑罚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等一系列问题。加强盗版的刑法规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著作权刑事保护立场,立足于著作权人的损失而不是侵权人的收益;降低盗版构成犯罪的客观数额标准;扩大著作权刑事保护对象,将严重侵犯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行为纳入著作权刑事保护范围;区分有营利目的和无营利目的的盗版行为并规定不同的犯罪成立客观数额标准。从刑罚上加大现有刑罚适用范围,提高罚金刑标准,扩展打击手段,增加其他刑事救济措施,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惩治功能。     

论洗钱犯罪

洗钱罪的主要客体包括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司法活动 ;只要实施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金融票据、通过黑心帐或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行为表现境外、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等五种行为之一种即构成其客观方面 ;其主体应包括上游犯罪本犯和他犯 ,单位也是洗钱犯罪主体 ;其主观方面要件是故意 ,并不包括过失。对洗钱罪的认定一要注意目前不宜把所有犯罪列入其上游犯罪 ,可将对国家和公民财产利益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包括在内 ;二要注意区分其与上游犯罪、赃物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关系 ,不要混淆。     

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

事实认定是法庭通过审理证据、推断和确认追诉中的事实问题的特定活动。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是刑事法庭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指控进行证据调查,判断指控犯罪是否发生、指控罪名是否成立的特定活动。事实认定问题首先应当是一种权力配置和权力约束问题,当事人和法官的权力、权利问题应当是分析事实认定时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