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根达姆进程与全球治理

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作为全球治理新探索的"海利根达姆进程"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运用"结构-进程"互动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透彻的认识"海利根达姆进程"的启动、发展和演变;此外,这一新视角并不仅限于观察单一案例,对于我们分析和研究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实践,也是适用和有效的。     

印度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应对

印度认为中美紧张关系会持续并对多极世界格局构建产生影响,对其自身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印方据此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通过"议题联盟""不对称通融"等方式深耕美国,应对中国崛起;重塑与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和宣扬"印度方式",削弱"一带一路"向心力;加强与美在印度洋合作和"印太"塑造,防止中国主导该地区;宣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但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战略上的积极应对相比,印度对中美竞争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和利益重组的准备不足、应对有限。未来,印度"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不会根本改变,但大国关系变动、新技术较量、印度国内经济改革前景不明等因素使印度应对中美竞争长期影响存在变数。中国在警惕印美地缘战略互动的同时,应着眼大局,妥善管控分歧,并利用印度在经济、技术上的政策不确定性争取合作。     

从《跨大西洋联盟的革新》报告看美欧关系

<面对不确定世界的宏伟战略--跨大西洋联盟的革新>报告以维护美欧安全、保持美欧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为出发点,分析了美欧在"9·11"后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并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改革及未来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报告"预示了美欧关系调整的重点与方向:美欧在安全领域的协调将进一步加强;北约的改造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美欧互动的重点;跨大西洋联盟将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中美互动的新态势

近年来,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新的互动态势.两国在维持台海现状方面形成了共识,都认为台独势力谋求"法理台独"是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挑战,并为维护台海稳定展开了积极互动.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积极互动是两国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可预见的将来,出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和台海地区稳定的需要,中美两国有望继续保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正面互动态势.     

论偏好和国际制度的关系

理性主义认为,行为体的物质收益是客观存在和固定不变的;偏好只是行为体在追求收益最大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结果排列出来的一种方式,是对结果的一种等级排列,因此是外生给定的。建构主义不否认收益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但同时强调收益与理念的关系,认为理念根植于社会互动,并在社会互动中得以塑造,具有主体间性,所以收益需要预先的主体间性的承认;偏好是理念的一种外显形式,在互动中会发生变化,不能先于互动而存在;在一个给定环境中,行为体偏好所有可能结果的一个特殊等级排序,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将满足某个更深层的目标;偏好通过形塑行为体的收益,促使他们重设目标,并据此调整行为,最终影响国际制度安排。     

俄美关系:新的起点?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开始调整对俄政策,并得到俄罗斯方面的积极回应,俄美互动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布什政府对俄"挤压与削弱"政策受挫、美俄势力此消彼长、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俄美广泛共同利益的存在是促使奥巴马调整对俄政策的主要动因.以奥巴马对俄政策调整为契机,俄美关系未来有望进入一个"合作加强、对抗减少"的"建设性"阶段.     

中国民意的崛起与美国研究的未来

中国民意(或称"公众舆论")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过去,中国民意以隐性方式影响着中国决策;现在,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大众媒体的迅速发展,中国民意的作用变得显性和公开,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出现了标志性的提升,甚至起了决定性的"定位"作用.尤其是2010年前三个月,中美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两国互动的状态却因为中国民意的好恶而出现了剧烈波动.     

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

作为一种兼具公共产品与战略工具双重功能的议题,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明确的发展与安全含义,因此,该议题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嵌入"发展—安全联结"的基本态势。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之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安全联结"都具备议题拓展的政治动力,两者互动推动着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领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更为复杂化的聚合,扩展了当前"发展—安全联结"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基础设施对安全与发展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与"发展—安全联结"互动呈现出螺旋圈层的架构,即主要通过议题维度的立体配置逻辑、制度方面的双重建构逻辑和演变方面的系统嵌合逻辑等方式,更紧密地与"发展—安全联结"发生互动关联。一个"发展—基建—安全联结"正在浮现。全新的联结也在重新塑造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并在议题设定、行为逻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和运作环境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出现的"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可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太空安全研究新范式

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来看,太空安全缘于各国发展太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互动的社会实践。太空安全互动并不是单方面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的体系外变量,太空安全实践的社会过程内嵌在国际体系宏观社会进程里,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演化的内生动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集中代表者之一的太空技术以及支撑这种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太空安全演变中的根本性变量。"技术-权力-观念"的辩证互动蕴涵着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的内在机理,预示着太空安全持续进化到包容、普惠、和谐状态的前景。在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太空主体安全互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冲突与合作的关系状态。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主要取决于由太空技术决定的体系暴力控制、政治认同增强和规范机制的内化和遵循等关键性社会条件。为此,基于"和平发展"理念的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太空安全研究,应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思维的窠臼,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的研究体系,从而为推动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航天事业发展与太空国际合作进程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文化误读与文化碰撞——再析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社会互动

很久以来,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引发新的矛盾和对立.这种矛盾和对立,既源于客观现状,又源于情感及观念.换言之,由矛盾和对立引发的冲突,不仅源于两种文明间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差异,而且源于双方对对方文化认知及解读的观念性差异.文章以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丹麦漫画事件"和美军士兵涉嫌亵渎<古兰经>为典型案例,试图讨论这样一个事实:顺利和成功的社会互动,除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还需要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即拥有"共有知识".如果双方所拥有的"私有知识"差异过大,甚至截然相反,而且又缺乏良好的沟通,各自以"私有知识"去解释他人的行为及其意图和动机,那么就很容易由于"文化曲解"导致"文化敌意",进而引发冲突,双方的社会互动就很容易陷入困境.     

本土实践与地区秩序:东盟、中国与印太构建

本文对构建中的印太秩序进行分析,提出本土实践是塑造地区秩序的重要变量。本土实践是指基于实践共同体地方背景知识,在国际互动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界定互动基本规则和基础架构的实践。当前,印太地区的重要本土实践包括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制度秩序进程,和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地区主义进程,其中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东盟中心"、发展地区主义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对印太秩序产生重要塑造作用。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

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在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战略层面的施动—反馈模式。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决定了它与体系其他主要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互动方式决定了其可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并最终影响到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战略模式可以分为"区域陆权"战略、"全球海权"战略和"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如果崛起大国尚未形成稳固的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区域陆权"战略是最优选择;如果拥有稳固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是最优选择。而"海陆并举"战略因"同色竞争"原理,既可能同周边国家陷入"区域陆权"优势的安全困境,也可能同"全球海权"国家陷入争霸战争。因此,"海陆并举"战略往往容易造就一个反对自身崛起的海陆权力联姻。此外,追求单一的"差色互补"原理容易实现海陆功能分异背景下的战略结盟,进而影响大国崛起战略的操作实施。     

“亚太——中东”联动对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的制约

本文旨在探讨亚太和中东两大地缘板块日益增强的联动性,如何制约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奥巴马政府实施全球战略收缩,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遭遇巨大阻力,形成所谓"战略重心东移之困"。本文侧重于借助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理论,从国际关系的体系层次,剖析全球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对美国战略调整的制约作用。本文认为,亚太和中东联动性的增强,是制约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的结构性原因。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亚太和中东两个地缘板块的联动日益紧密,形成一个范围更大、形势更复杂、互动更频密、非线性结果更加突出的"亚太—中东"跨地缘板块。"亚太—中东"联动机制描述在该系统内一些相互影响、共同变动的国际关系现象。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必然受以上联动机制的制约,影响其从战略设计到实施,再到结果预期的全过程。相应分为三种制约模式:一是整体战略环境的变化对美国战略设计的制约;二是复杂的战略互动对美国战略实施的制约;三是内非线性的系统效应对美国战略目标预期的制约。     

大国互动中欧盟的角色

实力的此消彼长往往会改变大国间的互动模式。近年来,由于大国间实力差距开始缩小、特别是美国作为"一超"的实力相对下降,大国互动出现了新的变化。传统盟友关系仍然存在,也无截然敌对的双方,议题式合作成为主流,而各方在相关议题上也都在努力争取相关国家的支持。在这种互动模式中,欧盟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开始凸显。     

论中美“关系危机”

"关系危机"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状态:国家间关系从和平走向冲突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对抗。这种过渡性对抗既有别于国际危机表现出的那种高度军事对抗性质,也有别于国家间非军事化竞争表现出的那种模糊状态。关系是由行为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塑造的,因此,国家间利益冲突带来的消极互动是"关系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国家间敌意则是"关系危机"螺旋上升的直接原因。本文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影响的研究路径,运用"接触—内化—绑架"框架来解释国家间的消极互动,同时论证敌意得以产生并呈螺旋上升的逻辑。文章最后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了此概念,认为积极的危机管理能对"关系危机"产生积极影响,可以缓解危机状态。但是,危机管理毕竟只是一个过程而并非结果。因此,冲突在危机管理过程中仍有可能再次发生。     

个人行为体与国际体系分析

当前国际政治研究的主流理论--体系理论,基本上是以国家为行为体的,这不利于合并研究国内国际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国际体系行为体的分析,重塑"国家决策者"的概念,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国际政治的体系研究,即通过分析体系层面的个人行为体,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在体系层面上结合起来。本文认为,"国家决策者"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进行的社会性互动和政治性互动(即他们的实践活动),是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的起点和重要方面。     

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安全困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

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价值”—“利益”范式下的战后中日关系管窥

价值理念在战后的中日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一向为人们所忽略;而经济的现实利益,被认为在战后的中日关系结构中居于主要地位。在"价值"一"利益"范式下,即在精神领域的"价值观诉求"与形而下的"利益诉求"的关联和互动中,日本的对华外交大致可以厘为"规避"与"超越"、"固守"与"挑战"、"链接"与"融合"三种类型。它们对战后的中日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证明,价值理念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着特殊的功用,而且越来越显化。     

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

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启动20年来,双方安全问题日益综合化,表现出多领域、多层次互动的综合安全格局。这决定着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呈现出综合化的发展,即以"伙伴关系"框架内"大多边"为制度中心、"小多边"和"双边"为内部支撑,以"区域"、"区域间"和"全球"等更大的多边为外部促进的多层次互动格局。这一合作也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最重要的是弱制度及其局限。由此,建构一种更具内聚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合作安全机制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选择。     

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评析

后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的时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更明确的定位以实现两国关系"再稳定"。"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是中美两国为此共同努力的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新定位下,未来中美关系应朝"更高端合作"、"更深度互动"和"更持久信任"三个方向发展,并共同应对"访后综合症"、传统难题反复发酵、宣示与行动脱节以及决策权日趋分散等多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