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初至汉武帝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

汉初至武帝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什么?史学界多认为是黄老思想,但认识不一。《中国法制史》既认为"实际上是行消极法家之学,或说是一种‘外道内法'的策略",又认为其间"黄老思想一直居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本文认为,这一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以法家为主,兼采道儒。     

以道观法——《道与中国法律传统》读后

《道与中国法律传统》意在检讨道与中国法文化之间的关联:道,乃中国文化传统的支点;而中国传统的法律则被包裹在礼的“玄想”当中。道,为礼与法提供了一个最高范畴和绝对价值;同时,道又通过道法、道术等各种渠道层层渗透进中国法律传统之中。     

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的国家主义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之下,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理解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是对现实的法制建设进行规划和作出评价的一个基本前提。所谓国家主义,指的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以"权力至上"为价值基础的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观念体系。在中国法律文化肇始之初,便融入了国家主义的基因。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国家主义又不断发展、成熟,融入中国社会的政治法律体制和意识形态之中。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与外部文明冲突与吸收的过程中,国家主义经历了再一次嬗变,获得新的存在方式。如是,国家主义成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最经久不衰、影响最为深远的传统之一。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

吏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儒、法、道各家理论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以儒家"伦理学"思路为本,以法家"制度化"措施为用,以道家"无为"的形上哲学为指导,儒、法、道各家理论调和兼融,构建立体的权力监督防范网络,是中国古代吏治的有效经验,值得借鉴。     

论中国近代法观念的转变

观念是一定社会法律现象、法律制度、法律运行模式的理性概括。中国近代的法观念是在中国传统法观念与外来法文化的冲突、扬弃中形成的。治外法权的丧失、太平天国运动对封建法观念的摧毁、清统治者对封建法观念的破坏、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其产生的历史土壤。其内容主要是礼法分野、诸法并重、肯定个体的权利、司法独立等。中国近代法观念的转变为清末法律改革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对民族救亡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均具有促进作用。     

试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复位与反思

本文基于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复兴现状进行概括描述,并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文中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独特之处逐一进行了反思,认为"取传统之精华,弃传统之糟粕"应该是研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应用之道。     

探析儒法分合流之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儒家和法家在相互独立发展时期拥有各自学派的法律思想理论并且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律文化呈现是多元化共存的局面.而儒法合流时期,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塑造成形起着特别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开始走向自我完善.本文立足于分析儒家和法家在这两个时期的经典法律思想之间的关系来论证这些学说相互作用是导致儒法合流之下形成特有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家族本位视角下的法律儒家化

<正>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发端于西汉,经历数百年,到封建王朝鼎盛时期制定的唐律,据称"一本于礼",显然是儒家化的最终成果。不过,有些学者论及西汉以后的法制,称之为"外儒内法"或"形儒实法",对于法律儒家化而言,这显然又是一个悖论,既然法家之实得以保留,那么所谓的法律儒家化也只能说是徒有虚名而已。这种悖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法律儒家化的历史。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与中西法律文化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近代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他认同了某些传统的法文化观念；因受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影响，他又接受了其中的许多观念，并以之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批判。下面，笔者拟就中西...     

中国封建法再认识

封建法被人们看作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典型特征。但是,这一概念在中西法律文化中的内涵是有极大差异的。英国封建法孕育的有限王权和身份关系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法治资源,至今仍有影响;而以集权和家族为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则与法治社会相去甚远。理清封建法在传统中国与英国的社会中的不同内涵及其与法治社会的源流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法律精神。     

沈家本的得与失——兼论如何对待中外法律文化成果

<正> 沈家本(公元1840—1913年)是我国近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律家。他处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时代,出于变法图强、保国保种的目的,努力"兼采世界大同之良规,折中近世最新之学说",系统引进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原则和制度,用自己的思索和奋斗,促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中国法律文化史上结束一个旧时代又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典型人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个人认识方面的局限性,他在对待中外法律文化成果的问题上,也曾有一些过失,尽管这些过失并不能掩盖他的丰功伟绩。     

论先秦儒法之争及对中国现代法治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先秦时期儒法之争萌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义。儒家认为礼制是社会规范的最高准则,追求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和道德规范下的稳定秩序。法家主张严刑厉法,法律的平等适用。但儒法之争的实质,是人治下的治国模式选择的争论,是法律与道德关系论争的中国化实践。现代中国法治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探求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精髓,秉承民族优秀法律精神。     

“以人为本”法律价值探究及其法治理念构建

法律上重要的不是原创性,而是是否合乎民族性。普遍的法观念的确认,是对法的概念的综合性认知。法观念的形成,是认知个体传统法律文化的综合体现,包括法的概念、法的生成及法律发展史。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对构筑现代意义之中国法治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故此,“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一种,在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同时,归因于自然法观念与人类进化及社会公益观念的和解。     

儒法之间:道家哲学对先秦法思想史的意义

于传统法律思想史视阈之研究,道家哲学常被阐释为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然而,其发轫之时于先秦法思想之意义主要在于对传统德礼的解构,及对法家法术的启示。道家抱持超越人文、批判现实的姿态,阐发一套揭露人欲、质疑圣智、否弃仁礼的学说,构成儒家祖述圣王、从周复礼抱负的反动,是法家颠覆传统、变法改革立场的助力。进而,道家的本体道论为法家的"势"论铺垫了哲学基础;道家的无为之治隐含"道生法"的思想路径,为法家的"法"论蓄积了话语资源;道家的辩证柔术为法家的"术"论确立了基本思维。将先秦道家哲学置于"儒法之间"进行审思与诠释,方能洞明道家哲学在先秦法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     

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移植是国家创建法律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是,法律移植中,接受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所移植的法律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移植外国法律的条件下,传统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分析以及对中西法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法律移植借鉴外国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进而得出结论:法律的移植必须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特质相契合,与中国特有的社会道德伦理相契合,这是法律移植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立场。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与当代中国和谐文化建构

本文简要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阐述了儒、墨、道、法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的论述,从而提出建构当代中国和谐文化的途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精神评析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中国自进入文明时代开始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综合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大致上由传统法的观点。法律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实践、法律物质实施、立法、司法技术与艺术构成，其中法的观念与法律意识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法律规范与实践是最主要的文化载体。我们要探讨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必然要以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为媒介，深入探究其内在蕴含着的法的观念与法律意识。一、国家本位主义，阻却了社会主体对法的精神的认识。国家专制的“依治”与国家大义的“德治”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国家本位主义，产生于“…     

儒、道传统文化对生态正义的推助

中国儒、道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自然观照应了现代生态正义的应有之义,也就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生态文明观的基本意旨。只有在优秀的生态文化背景之下,中国才能够找到反思生态问题的契机,并在实践中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中国儒、道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潜移默化,预示着当代社会文明的新的正义归属。在生态危机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在孕育着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文化力量之时,仍然扮演着作为思想自觉、精神教化的重要角色。     

西法背景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文化视角的说明

以文化视角认识西法背景下的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可从以下几个路径展开:从学术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当代中国法学提供了宝贵的法律和法学资源;从立法意义上说,古典法律解释所透射出来的对实质合理性的价值追求是一项重要的法治本土资源;从法治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现代法文化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法治全球化不能离开自身的法文化传统;从法律实施角度看,法律是在解释中实现的,法律解释通过说明法律和创造法律等具体行为来推进制定法的发展和完善。     

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融合了法、道、释各派学说,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追求“无讼”理想。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西方民主政治,核心在于防范政府权力滥用、确保人民权力得以行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的是政府推进型道路,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立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充分发扬和保留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社会主义法治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