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字之曰道”探微——《老子》之“道”新诠

“字之曰道”是《老子》使用“道”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老子》书中“道”字的词性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字之曰道”而非“名之曰道”,是意味着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以其“寂”（无音）“寥”（无形）而无可“形声”,也无可“象形”,所以无法给它取“名”,只能给它取“字”,故“字之曰道”蕴含“道常无名”之意。而“道”作为“字”（而非“名”）既可以作“行”（动词）解,亦可以作“路”（名词）解。当作“行”（动词）解时,“道”是表示“周行而不殆”的运动过程;当作“路”（名词）解时,“道”是表示以“反”为本质内容的运动规律。     

论孟子哲学中的“自我”——基于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的理解

基于现代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来理解孟子哲学的自我,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性角度而言,孟子证成了其自身之为自身,即自我不是作为普遍概念的例子而是切己之自身而存在;并且,孟子从自我“内在固有”之思出发,以能思能觉的主体之展开自身作为自我,是逐渐生成的精神性作为自我属己世界的主宰和本体根据,这都与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另一方面,孟子的自我又有“人皆可以为尧舜”、“心所同然”的普遍性承诺,他具有很强烈的“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这就容易走向文化或道德英雄主义,而有悖于平民化自由人格。因此,对于孟子哲学中的自我,需要经过创造性的阐释才能真正成为平民化自由人格。     

“格物”之异——王阳明与罗钦顺的论辩

王阳明与罗钦顺均为明代学术史上的大儒,两人是好友,但学术观点却常出入,尤其在理学问题上,往往是截然相左。阳明从其“心学”立场出发,将“格物”问题主观意念化,强调反观内省,淡化客观实践过程;而罗钦顺以“宋学”（理学）视角解“格物”,再三致疑阳明的“格物论”,力主物的客观实在性,格物的实践性、过程性和客观性。阳明的“格物”说源出经典,但不限于经典,且多造己意;而罗钦顺的“格物论”,则严守经典,坚持程朱理学的格物论思想。王、罗两人的格物论争论,相互均有刺激与启示,深化了对此古老问题的认知。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言说”之物·“建构”之基——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确保国家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与提高对外话语地位,其关键在于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打造话语内核、寻找现实通路的二重模式,或为这一目标提供可能性路径：在话语内容方面,意大利传统哲学中“集体意志”、“国家精神”与“常识”概念的相互融合,成为话语的言说之物;在话语权实现方面,以“政治-市民社会”关系模型为传播场域,借助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两大言说主体开展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成为“权力-权威”的话语斗争主要形式。其理论不仅因哲学深度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参照,也因方法论价值可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决策参考。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五层”、“二天”、“两型”说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宋明理学对“太极”诠释的发展

“太极”一辞于《易经》所无，而于《易传》始言之，发展到了宋代的周濂溪有《太极图说》，其中的第一句，“无极而太极”是关键。往后的发展，对于“太极”及“无极而太极”两句常视为形式义，而不决定其内容，内容视各派系主张而有不同。各家常以自己的体系观之，故有不同诠释。如理学则视此“太极”只是理；心学则视此是心；气学则反对太极为气外“根源之物”。对于太极一概念的演进之研究，可以看出宋明理学的发展，及宋明理学体系对太极概念的影响。本文即以此“太极”概念做为核心，进而把其中的观念之发展，一一述及之，并解析之，以阐明此概念于宋明理学中诠释之演变。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略论“四个全面”的思维立度

[摘　要]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从精神层面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从实践层面现实引领着大家的行为模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进一步强调,全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研究和把握“四个全面”的思维立度,侧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四个全面”的概括与提出完全在于造福人民;二是从思维的系统性与定位阈上,“四个全面”的把握与运用强调整体联结,注重顶层设计;三是从思维现实化与创新力上,“四个全面”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方略,更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能量。     

马一浮“新《六艺》论”论稿

马一浮先生的新儒学思想,可以概括为新《六艺》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新《六艺》论的首出观点,也是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的总纲。“《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六艺》该摄于心”,“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三个观点集成为马先生“新《六艺》论”的核心层圈。其所建立的,是以心为根源(本原)为动力、为统摄的唯心论的一心开《六艺》、《六艺》开群学的文化哲学--学术思想体系。它确立了中国学术的中国性和《六艺》的原典地位,确立了回向原典中发展的文化思路及中国学术和文化的主体地位,并且确认全人类实存而有普世价值,而结论则是：“《六艺》之道炳然常存。”     

阳明“良知”、“良能”概念之关系探究——兼论“良知”之本质

关于阳明“良知”和“良能”概念的探讨,学术界较少谈及,因为良知已然包括了良能之义。对阳明来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良知,它是气、精、神之合一体。具体来区分的话,在宇宙则为天理良知,在人心则为人心之良知。天理良知是全知全能之整体,人心之良知则必然亦是知能之整体。     

“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研究述评

自2004年高盛资深咨询顾问J.C.雷默（Joshua C. Ramo）提出“北京共识”并以之概括中国发展经验以来,国内外学界就出现了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热潮。人们在总结中国道路的经验教训并揭示其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对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或影响力进行了思考。梳理他们对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在国际社会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和坐标,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优势。综合而言,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基于三个维度：一是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二是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三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仁民爱物”与孟子的生态智慧

孟子经由成语敞开的生态智慧,涉及多方面的主题：从物自身的分析看,每一种生物的存在都带有天定的使命,必须尊重并保护世界的差异性;从审视人对物的僭越看,不要把太多的人为强加给大自然,自作聪明只会更加伤害自然界;从倡导人对物的呵护看,禽兽同样需要人的“不忍”,应当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行其所无事”是生态治理的最高智慧。我们不必把孟子抬高为生态学家,但其生态智慧以“仁民爱物”为点睛之笔,朗现了生态关怀的伦理共识,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极富思想启发性。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之未来的探讨

国内学者多用“中国道路”的表述解说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道路”“是否可持续”之所以日益成为讨论焦点,既源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追问之完满求解,亦源于为拉近“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的距离所催生的思想话语建构冲动。总体来看,即便“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还远未成熟”,国内学者仍多对其在未来的可持续性怀有信心,体现出乐观或谨慎乐观态度。部分学者在承认“中国道路”迄今取得成功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较多。由此而言,国内学者在基本认同“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同时,对其未来的目标模式颇多讨论,这将影响着“中国道路”的有关讨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论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的时间与地点

阳明学界对于王阳明正式提出“致良知之教”的时间、地点及其来龙去脉存有分歧,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判定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在江西南昌之时“始揭致良知之教”,黄绾《阳明先生行状》则认为“甲戌（正德九年）,升南京鸿胪寺卿,（王阳明）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而当今贵州的阳明学研究者则倾向正德三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即提出“良知”说,新近出版的《王阳明年谱长编》考定阳明在正德十四年始悟“良知”之学。本文则以为,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是正德十五年秋在赣州与众弟子论学之时,在场者主要有陈九川、夏良胜、邹守益等江右王门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