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议行合一“就是“议”和“行”组织的同一与职能合一。“议行合一”作为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政权权力结构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不符,作为一种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有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议行合一”只有在不正常的时期才短暂地存在过,除了战争年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议行合一”的理论与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议行”不宜“合一”

多年以来,我国宪法学界和理论学界一般都把“议行合一”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普遍原则,并以之与“三权分立”相对立,与“民主集中制”相混用。本文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非“议行合一”,并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议行不宜合一”这个论题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证。     

“议行合一”对司法权的负面影响

“议行合一”会对司法权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 ,由于“议行合一”将司法权视为行政权的组成部分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司法权行政化的弊端 ;其二 ,“议行合一”试图将民主原则、民主程序贯彻到司法中来 ,违背了司法权的本质规律 ,使得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不得不屈从于波动化的民意 ;其三 ,根据“议行合一”原则及其观念所设置的由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的方式来承担政治责任、由人大选任与罢免法官、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权与质询权等一系列问题与审判独立的原则也有不相容的嫌疑     

敢于坚持真理 不固执己见

<正> 《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刊载了吴家麟教授的《“议行”不宜“合一”》一文,读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上进行论证,对宪法学界奉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普遍原则是‘议行合一’”进行了科学否定。同时,也对作者自己以前所持的“议行合一”即“议行统一”观     

如何认识"议行合一"说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对“议行合一”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把它理解为代议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二为一,另一种是把它理解为国家权力的集中统一性和代议机关权力的至高性。从我国政权组织形式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在“议行合一”的第一种含义上来讨论问题已经没有意义。“议行合一”说争论的实质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坚持我们多年来一直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我国现阶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存在着不少弊端,又有其显著的长处。因此,我们既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又要在改革中保持并发扬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优势。     

集中与分权的历史逻辑——“共同纲领”时期我国宪制的建构、运行与更张

1949年《共同纲领》与《政府组织法》共同确立了堪称"四九宪制"的国家权力配置基本格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不同,四九宪制虽然同奉议行合一原理为圭臬,却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职位实现议、行两端的权力集中。然而决策权与执行权在规范层面的分工模糊与权能交叠,使四九宪制在实际运行中无法确保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国家事务直接和经常的领导。随着机构改革与权力重组的受挫,这一时期宪制的制度弹性逐渐耗尽,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最终通过在1954年《宪法》中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设计实现了对议行合一体制的重设。     

论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

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而出现，其功能在于调和国家权力的代表性与行动能力之间的张力。议行复合结构主要由两类议行关系构成：一类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一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在前一关系维度中，国务院从属于全国人大，这延续着议行合一的形式；在后一关系维度中，国务院不从属于常委会，这可谓对议行合一的超越。在议行复合结构中，全国人大作为民主正当性的源泉，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传输民主正当性；更具行动能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则承担着日常性的立法、行政职能。我国宪法上议行复合结构的出现，丰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内涵，为国务院的职权立法奠定了宪法基础。     

论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倡导过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充分肯定的巴黎公社实行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议行合一。议行合一与民主集中制不是同一概念。列宁是在反对党内小组主义和战争背景下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涵盖宪法的全部内容,被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法治等宪法基本原则所决定,是宪法的具体原则。     

82年宪法与中国宪政——写在82年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之际

82年宪法颁布实施 2 0年来 ,是国家政治局面最为稳定的 2 0年 ,也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 2 0年。但是 ,82年宪法的诸如“权力双轨制”、“人大至上性”、“议行合一”等历史局限性 ,又与宪政的基本精神发生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是 82年宪法和中国宪政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悟空退休

一天，唐僧对三个徒弟说：“为师接到天庭的通知，为节约开支，必须进行机构改革，精简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员。按照这个比例，刚好是精简一个人。大家议一议，看精简谁最合适。”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中国封建刑律中的八议

“八议”是中国君主专制时期曹魏以后各代王朝在刑律中对于八类权贵人物犯罪所规定的特殊优遇。根据《唐律》八议条，“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所谓“亲”是指皇室的某一范围内的亲属；“故”是指皇室的某些故旧；“贤”是朝廷认为“有大德行”；“能”是“有大才业”；“功”是“有大功勋”；“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是“有大勤劳”；“宾”是“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     

议行合一不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关于议行合一的含义,有必要从议行合一的始源——巴黎公社谈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     

中国古代民法渊源的鉴别问题

<正> 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此乃学界一桩悬案。台湾学者潘维和在《中国民事法史》中把中外学者的种种意见概括为“肯定说”、“否定说”、“民刑合一说”、“民法与礼合一说”四派。不过,他所称“中国学者”仅指解放前及台湾的学者,不包括解放后的大陆同行。而事实上,目前大陆学术界的观点亦可用此四分法概括之。其中尤以否定说一度占上风,然其他     

孙悟空提前退休

一天，唐僧对三个徒弟说：“为师接到天庭的通知，鉴于取经队人浮于事，浪费严重，为节约开支，必须进行机构改革，精简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员。按照这个比例，刚好是精简一个人。大家议一议，看精简谁最合适。”     

引咎辞职:不再雾里看花

明朝改革家张居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 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这里的“议人”所“议”的至少包含守法和执法两个方面的内容。思及古话,考察今天,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因为今日之中国,法治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对有法“不行”、执法“不力”者,“议”之有规,“罚”之有矩,“议人”已不再是过去似有似无的空头承诺,取而代之的是“有责必究、有过必罚、有错必担”的实实在在的行动。引咎辞职制度的实行便是一例。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西南油气田分公     

不应把公安部门称为“公安机关”

在一些法学书刊中,人们习惯上把行政机关所属的公安部门称为公安机关,有的甚至把它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相提并论,合称为“公检法三机关”,类似这种情况在个别法律中也有存在。例如在刑事诉讼法中就有多处把公安部门称为公安机关下面就针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不是相对于公安部门来说的,而是相对于行政机关来说的。大家知道,我国的政权组织形成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议行合一,不搞三权分立,但不是设有分工,在     

法律监督理论下检察权的配置

研究检察权的配置应当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切入。单一制国家的“大国司法”，由上而下的“推进型法治”，公民缺乏监督意识，议行合一的宪法体制，强大的行政机关，导致我国有必要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也决定了我国法律监督以制约行政滥权为重要目标，因此应确立行政公诉制度，加强侦查监督，维持并弱化审判监督。为实现法律监督功能，应当采取检察一体化，但应当注意检察机关内部配置检察权的分权。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 干部人事制度亟待解决的硬伤

政策之伤：一把手“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使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集于党委一身，造成党内权力配置失衡。党委既是决策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同时党内监督机关也在其领导之下，集党内三权于一体的党委，成了一级党组织中的唯一领导机关。在这样一种领导体制下，党内权力实难平衡，党内民主实难发展，党内监督实难进行。     

行政司法浅议

<正> 我国是“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三权分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由权力机关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授予。为了有效地从事国家管理,权力机关依法授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裁决权,从而使行政机关具有司法职能。我国学者把行政机关的司法活动称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