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交往媒介——读卢曼的《权力》有感

权力作为专门的交往媒介，在社会系统分化的某些领域发挥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中作为专门的媒介与特殊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权力作为一种存在，它制定交往的规则和程序，降低社会系统和环境的复杂性，使社会秩序得以可能。本文主要就权力作为交往媒介是如何形成及其如何降低环境复杂性使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等方面做了简要陈述。     

仿真世界中的媒介权力:鲍德里亚传播思想解读

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以独特的视角透视了现代媒介及其技术造成的后现代社会虚拟代替现实的严峻境况。他认为,当代社会是由大众媒介构建的“仿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电子媒介改变了传播的交流情境,新的言语情境和话语结构对主体产生了构建意义。大众媒介通过编辑机制和传播技术为人们生产文化意义,广告则通过提供各种消费符号和影像制造着欲望和诱惑。大众媒介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生活指南的角色,强化了对受众的塑造和影响。     

功能分化社会的“去分化”?——权力生产性与权力媒介性的理论冲突及其消解

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以卢曼为代表的权力媒介观和以福柯为典型的权力生产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价值立场。在系统理论看来,权力作为政治系统“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维系着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所以权力的媒介性具有自我限制的意义。但是,福柯以权力驱逐法律运作、生产知识话语和控制性实践为例,揭示了权力的生产性对社会的全面宰制和“去分化”的倾向。为了消解权力生产性所带来的“去分化”的危险,应当将权力领域限缩于政治系统,以“去主体化”的立场和“沟通”的衔接性理解权力的运作逻辑,并通过作为结构耦合的宪法与基本权利,既实现由权力到法的符码转译,同时又确保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强制性力量关系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作为符号形态与符号行为的法律——寻找另一种法理学的可能性

赖以构造法律理论的智识资源并未穷尽。以符号学的视角来看,法律恰恰是符号性时空,有其固有的节奏、以特定逻辑容纳生活世界中的真实。法律这个符号性时空由符号创造和符号运用两个领域构成,深藏在符号创造和符号运用内里的则是权力运作。法律由此呈现出完全的符号行为和半符号行为两种形态,此中内含着复杂的法律价值领域的"最大公约数",即"通过符号以理性与审慎地相互对待"。此堪可称为"法律以符号型塑生命"。然而,法律在以符号型塑生命从而屏蔽了生物性-物质性的不平等后,适造成行为人的符号性不平等,即符号能力的不平等。法律由此难以摆脱其不合目的性。     

检察权的拓展与让渡——基于权力本质的分析

权力的意蕴很丰富，检察权亦是如此。权力包括权力主体、权力客体、权力目的、权力架构和权力实现等内容，涉及权力来源、权力本质、权力领域、权力行使、权力保障和权力监督诸多方面。它存在于权力主体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两大领域，贯穿于权力主体生存、发展与发挥作用的全部过程。从职能定位的角度看，权力的要义在于通过对人才资源的控制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引导；从地位与作用的角度看，     

权利社会与权力配置

本文在揭示权利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权力社会的对比,得出当今社会是权利社会的结论.权利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人的一切活动既基于权利开展,又以权利为归宿.紧接着,试图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找到在权利社会中如何进行权力配置的切入点.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的初衷是对权利的保护,而权力的不合理设置也会导致侵犯权利,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在明确控制权力的指导思想下,要合理的配置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     

论权力

权利本源于权利和利益 ,并且离不开权利 ;而无权力的权利 ,只是一种利益 ;而无权利作基础 ,权力也无由产生。权力是经社会确定的 ,但是权力存在着腐败问题 ;社会公众和当权者自己要对权力加以制衡。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权力逐渐向权利回归 ,逐渐社会化和国际化     

权力秩序论

权力秩序即权力的惯常规定性。要理解权力秩序,先必须解读权力资源与权力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为权力秩序向法治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法治权力秩序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并遵循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当代中国权力秩序历经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历程,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论社会制约权力--权力制约的再思考

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主要表现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模式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 ,但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集权化的趋势 ,这一模式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革命。托克维尔等人敏锐地观察到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这一变化 ,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构想并在西方社会被赋予广泛的宪政实践。但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在我国还属于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就我国现行宪政体制而言 ,可以从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陪审制度、新闻监督制度等方面建构和完善我国社会制约权力制度。     

论监狱人民警察的权力

监狱押犯的严峻形势使监狱人民警察行使刑罚执行权力时面临挑战。如何正确和有效行使法定权力和奖惩权力成为焦点。澄清监狱人民警察角色被赋予的权力构成，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获得参照权力，从而使法定权力更为集中，奖惩权力更为有效。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

维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警察权的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警察权的这一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社会自治领域的形成,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及其公共权力的特征日益凸现。警察权作为公共权利的一种,本源于人民,并应服务于人民,在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强制性以及必要时使用暴力是警察权得以顺利实现的有效途径,但不是目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把强制性权威真正转变为合法性权威的过程;警察权还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规制。     

公权力介入私人生活的正当性证成——以城市化为背景

人类社会需要公权力,也离不开公权力,但是公权力容易恶性膨胀和异化并造成严重恶果的事实警醒我们对于公权力保持谨慎的态度。在一个理性而自由的社会中,公权力介入私人生活领域对于私权进行限制应当具有正当性理由。在主观法权思想和社会连带思想等不同语境中证成公权力限制私权的正当性不无必要。这一对公权力介入私人生活的正当性的研究也构成了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准确定位公权力的基础。     

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与公诉权的现代转型

经济法责任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主要是行政执法机制和诉讼机制,公益诉讼符合经济法责任社会性的要求,与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传统公诉权在我国长期被认为专指"刑事公诉权",客观上阻却了现代公诉权的拓展。随着现代法律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加强,传统公诉权制度日显单薄和不足。因此,建构现代公诉制度不仅是公诉权在具体制度中的应用和拓展,而且更加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进而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实现经济法责任。     

论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及其宪政意义

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是宪法学与宪政学说的一个重要命题.制宪权与立法权分离的法律前提是"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分离;制宪权与立法权分离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政府的分离.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解决了卢梭的"三不"难题,使得人民主权与有限有效政府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它对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论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

作为一个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相区别的概念,法治社会命题致力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法治化,并尤其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试图借助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来型构法治发展的动力基础。准确认识当下的社会状况,充分挖掘现有的社会力量,是开展法治社会建设的正确路径。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日益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并塑造出互联网社交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态。互联网社交的出现与发展孕育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力量,使社会逐渐获取了同国家对话并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可以从四个向度获得理解:互联网社交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的公民品格;互联网社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互联网社交构成了民主参与的"非正式"渠道;互联网社交提供了权力制约的社会手段。     

Building Norms from the Grassroots Up: Divestment,Expressive Politics,and Climate Change

The fossil fuel divestment movement is at the forefront of civil society initiatives to raise public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need for a “fossil‐free” future.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social movement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hows how the movement has harnessed grassroots activists, engaged in innovative and sometimes disruptive forms of protest, and used cognitive framing and symbolic politics to gain media interest and persuade the public of the importance and legitimacy of its claims as well as to promote a new social norm. The relative instrumental, structural, and discursive power of the movement and its adversaries is also examined, showing how, notwithstanding the fossil fuel industry's deeply embedded structural and instrumental power, the movement has managed to shift the contest onto a terrain where it hold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Finally, the movement's role in nonstate climate governance is considered, taking account of its interactions with and impact on a range of other climate actors. This article's conclusion is that climate governance is not only an instrumental or pragmatic process of mandating changes in behavior but an expressive and symbolic one of nurturing a new norm and institutionalizing a new set of moral principles.     

强化政权意识：入世后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西方国家将借此对我国展开新一轮的“和平演变”攻势,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作为保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重要工具的公安机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履行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打赢这场反“和平演变”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捍卫国家政权和制度,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稳定。对此,政权意识应成为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灵魂,必须绷紧政权意识这根弦,并将政权意识融入到公安机关的各项工作中去。唯有如此,公安机关才能在入世后的各种风险挑战面前占据主动地位,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艰巨任务,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