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法治现状看法律文化的变革

法律文化是法治的土壤和源泉，没有法律文化的根基，法治只能走向失败。我国现在离成熟的法治社会还有一定的差距，人治因素在我国社会中仍然十分活跃，这是因为我国法律文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在变革和发展法律文化方面，作者重点提出了三条思路：（１） 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对外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２） 国家和政府重视法治，树立“法律至上”和“依法治国”的理念。（３） 提高国民的法律文化素质离不开教育     

美国中小学的法治教育

蒋一之在2005年7月26日的《中国社会报》上撰文介绍，在美国，法治教育成为中小学校的一项正式工作已有30多年。根据1978年的美国法治教育法案，法治教育要“培养非法律专业者在法律、法律程序、法律体系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掌握这些方面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     

关于“法律方法与法治”的对话

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及对法治能够实现的信心 ,日前 ,本刊编辑王申与山东大学的四位法律系师生 ,对“法律方法与法治”这一课题下的六个问题 (什么是法律方法、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方法在西方法学中的境遇、法律解释对法治的挑战 )进行了“网络”交流式对话 ,现把其主要内容整理出来 ,以期引起同行的共鸣或批评。这种研究方式也许少了一些孤独者独白式的沉思 ,但很可能使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在思想碰撞中得到深化     

法律发展与法律知识化

法律发展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价值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基础的法律主体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法律知识化”、话语合法化以及法律主体的价值立场的有效运作，是法律文明、有效发展的必要途径，也是法律发展话语摒弃规则主义弊端制约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现代法治的确立与以理性化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化过程密不可分，法律知识化由知识对法律的关系提升、扩展为一种法律观，再由一种法律观落实为一种价值观、方法论，并由此引导法律主体追求和建设一种新的法律文明。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知识化”使法治成为近代法律发展的本质性，把知识化原则导入法律发展领域，从而实现了法律发展的革命性变革。     

法治的法律条件及其实施要求

<正> 当代中国正在走向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法治之路奠定了基石。然而,法治的实现仍需各种条件,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确,我们要实行法治必须首先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否则,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确实无从谈起。先秦法家不是也讲“依法治国”、讲“法治”吗?但是,他们的“法治”说到底是专制。因为他们作为法治前提的法律是同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背道而驰的。因而,我们今天搞法治,其前提之一是要有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律,此外,这种法律是应当得到贯彻实施的。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     

中国的法治之路

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往往只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忽视法律精神的培育。法律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升华,无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或是“法治就是公共秩序的存在”,人们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之路,培育出本民族的法律精神,首先就是要培养具有相当底蕴的法律文化。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文明,不仅要发扬传统文化,也要吸收和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为现代法治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研究社会中促成人们合作、遵守规则的条件,因为那才是一个社会的秩序的真正基础     

从“有法可依”走向“法律可依”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现在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治工作的重心也应当从立法转向执法和司法领域。     

论建设“法治浙江”与浙江法律服务业的发展

客观评判浙江法律服务业所取得的成就,厘清法律服务业与“法治浙江”之间的关系,对于充分发挥法律服务业在建设“法治浙江”中的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法治浙江”战略的目标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综合体,其中必须包括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健全完善、运作规范的法律服务体系。同时,建设“法治浙江”又是一个为实现“法治浙江”战略目标而实施的法治建设工程。其目标的实现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各行各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过程,这其中就少不了法律服务行业为之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作保障。     

论法律支配权力

<正> 法治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国家的公共权力都要受到法律的有效支配。所以,法治的要义就是法律要有至上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威。而我们过去的历史大都是权力大于法律,高于法律,法律为权力所任意支配的历史,法律成为掌权者的手杖。今天,我们要建立法治国家,就是要把被颠倒的权与法的关系颠倒过来。 权力与法律都是社会的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支配力量,是保证社会秩序和有效运转的必要手段。     

从“遵法”到“尊法”

从“遵法”到“尊法”，它不只是一字之差，重要的是我们对如何建成法治国家在认识上取得了新的进步，进一步准确把握了法治国家的条件，特别是看到了法治国家必然具备“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这一关键因素。     

法律执行之思:情理与法理的协调与冲突——源于电影《真水无香》的思考

电影《真水无香》无疑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情理与法理交汇的取舍之争。正所谓"法不容情",我们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强调法不容情是必须而且必要的。毕竟法治建设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以法律为信仰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有全社会普遍坚信法不容情才能为法治建设打下良好的法治社会基础。只有在完善的法律面前强调法不容情才是最好的法治社会之路。在这样的法律制度的指引下的法治建设,才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的良好社会现状。只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一致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和谐,亦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发挥检察机关在法治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负有重要职责。近年来，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检察院始终站在捍卫法律尊严、保证法律实施的高度，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T作主题，始终坚持把推进依法治县、建设法治泽州作为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推进法治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     

执行的尴尬：当法律信仰遭遇失落

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度。在千年传统的延续下，面对纷争，人们更多的愿意接受“熟人社会”仁礼下的“定纷止争”的解决方式。如今，我们推崇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的精神需要渗透到每个社会群体的思想领域。尽管因为传统的原因，这种对法律崇高的敬意和权威的皈依感无法一蹴而就，但我们应该看到对法律的无信任感所产生的对依法治国的推进的内在危害。或者更深层的是，多年的普法努力与法制建设下，百姓的法律意识在渐渐增强之际，执行难等问题的破解之难，使得百姓原本日渐萌生的对法律的信仰感扣期待值造成了严重的侵害，而这也是对法治建设最大的侵害。     

Analysis about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Legal Culture in View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Its Embodiment in China： Writing with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s

法律文化的概念外延包括了规范制度形态、意识观念形态、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问题主要属于规范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而法系的问题主要属于意识观念形态和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在“两岸三地”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存在着多种法律体系与法系,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在“一国两制”的视野下,继续探讨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对中西方法律文化中蕴藏的优秀精神——对法治的崇尚和对统治的信念,通过实践不断地选择,融化成一种崭新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体系,将法治精神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建成法治国家。     

法律正义的三重维度

法律正义,是一个尚未被世人所确定的概念,其与法律的正义相区别,与正义、法律、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指出法治融入正义的灵魂,以法律正义为支撑,法治社会才能真正的建立,只有建立强健的彰显正义的法律制度的法律正义才能促使法治社会强劲而豪迈的走向未来,而正义与法律正义只有交附上法治的生命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     

法治“困惑”呼唤法律信仰

本文从揭示法治的“困惑”出发,重新认识法律权威,合理界定法律强制力与法律信仰之间的关系,提出弥补对法律信仰的缺失的相关建议,塑造对法律的特殊情感——法律信仰,走出法治的“困惑”。     

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推进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发生了。”① 法制现代化理论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诸多影响法制现代化进程变项中的一对关键性变项，而是否以形式合理性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运行的原则，则构成了人治与法治的基本区别。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实证标准。现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高度重视…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由来

作为一种思想追求，法律面前众生平等的理念由来已久，从制度设计层面回溯，1954年制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中第85条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整部宪法出现“平等”一共有7次。令人扼腕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人民内部”与“人民外部”的敌我矛盾被无限扩大化、泛化，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重要的法治追求被抛到脑后，我们的社会也因此遭受重大创伤。     

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

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被中国法律界学者广泛认同,并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