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美国对华“新冷战”的演进逻辑

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严重冲击需要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阐释。基于权力具有超物质性的新认知,"复合冲突论"认为国际冲突是权力、制度、观念三者竞争效应叠加的产物,冷战亦不例外。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既是中美关于经济议题的权力竞争,也是关于"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制度竞争,因而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前奏曲。不仅如此,中美关于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分歧,也呈现出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共同围堵"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从而凸显出中西方之间制度竞争的底色,因而成为了美国对华"新冷战"国际总动员的一个重要抓手。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危机,不仅骤然加剧了中美业已存在的权力竞争,而且还因不同抗疫模式的制度竞争而剧烈地冲击了中美关系,因而成为美国加速对华发动"新冷战"攻势的突破口。"自由/专制"和"先进/落后"的这种西方认知世界的"二元对立"框架,不仅塑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审视新冠疫情和中国角色的叙事模式,而且还因这种叙事模式受到冲击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因而成为了美国决意对华发动"新冷战"的文化根源所在。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回应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即防止中国崛起为势均力敌的战略对手,但对如何防范中国崛起却充满了争论,这主要源于美国各界对“中国崛起”认知存在分歧.与此相一致,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常表现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但受国际环境、利益需求和国内政治的掣肘,“认知”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政策.在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实际上缺少应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手段,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困境.     

愿景的消失?——论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反映在几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战略愿景之中,从克林顿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初期的"战略再保证"。但在奥巴马中、后期美国并没有提出新的对华战略愿景的表述,除了美外交操作和行事风格层面的原因外,更多反映的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未来美国重新提出对华战略愿景的可能性不大。从中国方面讲,应坚守"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努力把握中美战略关系的大方向。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对华制裁措施探析

美国对华实施、加强制裁或者放松、结束制裁,都服务于其特定时期的对华战略和政策目标。特朗普政府采取"全政府"战略对华实施了更为频繁、剧烈、综合的各类制裁措施,其新动向包括:综合采用执法和情报手段启动"中国专案",以二级制裁及人权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议题为由显著加强对华政治制裁,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力度空前加大,更频繁地威胁使用金融制裁和加强资本脱钩等。美国加强对华制裁的态势与当前两国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走向"战略竞争加剧"的巨大变局相关。未来美国对华制裁将呈现更加常态化和更具破坏性特征,其实际效果将取决于制裁方式、力度与相关制约因素之间的合力作用,后者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内部分歧、相关产业界担心损害商业利益、盟国在具体议题上态度与美国不一、各国规避美国制裁体系举措逐渐增加等。     

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评估和应对

韩国是中美两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多数韩国人认为,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存在经济诱因,但根本原因是新兴崛起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的霸权竞争;中美短期内都有在经贸领域暂时"休战"的需要,但两国在多领域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中美都无法在贸易摩擦中获得完胜,都遭受了较大损失。韩国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影响从经济领域溢出到外交与安全领域。为此,韩国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升级对华经济合作,抢占美国市场,推动经贸多元化和参与地区多边经济合作,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等。中国应积极扩大与韩国等国的政治、经济合作,缓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和中美竞争波及自身的忧虑,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

美国肆意对华打压,使中美关系有滑向“新冷战”的风险。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各国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重启战略合作的可能。基于对全球事务管控以及美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美国新政府有可能会策略性调整对华战略。对中美战略合作路径的探索表明,两国既要保持经济合作大局的稳定,也要尝试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上合作还是对抗?北大核心CSSCI

梳理日本关于"一带一路"的舆情,回顾日本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亚外交的特点可以看出,日本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巩固日美同盟,渲染中俄不睦,企图以此遏制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在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诸多国际事务中,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方向不会改变。在中日竞争中,日本自身技术成本高、中亚战略推行缓慢都令其自身危机感十足。此外日本对日美同盟还存在猜忌与不信任,惧怕美国跳过日本对华进行"越顶外交",因此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日趋成熟,日本不会放弃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战术合作的可能。     

印度的“大国情结”与中国对印战略

"大国情结"不仅是印度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对其安全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应充分重视印度"大国情结",积极主动地回应其对华友好面,淡化中印结构性矛盾,力图促成印度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至少避免成为阻碍。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新趋势

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更为复杂。美国谋求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塑造对华经贸关系,政策制定的经济逻辑有所弱化,非经济因素的塑造作用日益上升。通过提供高额产业补贴、继续征收高关税、强化高科技打压、构建遏华经济盟友体系等措施,美国谋求增加对华竞争优势。作为回应,中国推动降低对美依赖水平,对美国对华经济制裁进行反制裁,积极构建对己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取得积极效果。从双边贸易、金融、投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指标考察,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仍在发展,但也出现下滑脱钩的趋势。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既面临美对华高关税后续发展、“脱钩断链”效果评估、经贸合作动力衰减等重大问题,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冲击。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始终聚焦国内高质量增长,提升和强化经济逻辑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牢牢掌握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主动权和塑造力。     

中国周边外交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在中国的总体外交格局中,周边处于首要地位,是发展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但近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遇到一系列麻烦与困境,遭受到来自权力、制度以及观念等方面的挑战。在权力层面,中国崛起带来的中美权力转移加快及衍生的美国对华战略性阻遏,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外在干预性变量。在制度层面,周边地区的公共性问题层出不穷与周边制度"赤字"之间的不对称性矛盾,成为周边外交的内在干扰性因素。在观念层面,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恐惧与防范导致地区互信缺失,成为周边外交的一大破坏性力量。     

“多边施压”：美国对华外交策略新动向

近年来,美国在一些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议题上开始较多采用对华“多边施压”策略,即试图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对一些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国家进行孤立和制裁,或建立某种针对中国的“多边联盟”,以达到迫使中国与美合作或对美让步的目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在诸多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希望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维护本国利益等,是美国调整对华外交策略、对华更多采用“多边施压”外交的驱动因素。     

鸠山新外交与中日关系

鸠山的新外交立足于"友爱",由友爱理念衍生出友爱外交,再发展至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构想,乃至追求对华、对美的平衡外交关系,这些依次递进的各个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以"和解、合作、共荣"为旗帜的友爱外交,不仅正面回应了日本发展与东亚国家友好关系之间的"障碍",而且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在鸠山的友爱外交推进过程中,日本与其它东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改善迅速,发展顺利,至今还保持着十分热络的态势.由于提升对华关系必然涉及到对美关系,鸠山新外交时美关系的调整虽然是在坚持"亲美入亚"的原则之下进行的,也很可能会遭到美国的抵制.因此美国因素的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给鸠山新外交造成冲击,尚需时日观察.     

对美公共外交:新形势、新思路

当前,中国对美国公共外交工作面临新形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取得进展,但存在一些杂音;中美经贸投资合作继续深化,但存在一些隐忧;中美社会各界交往日益频繁,但存在一些误解。在此背景下,对美公共外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在宗旨上,存在"重求同、轻释异"的误区;在对象上,存在"重高层、轻基层"的误区;在内容上,存在"重文化、轻政治"的误区;在方式上,存在"重回应、轻引导"的误区。有鉴于此,中国须在工作中正面回应中美外交理念差异,不局限于传统"朋友圈",同时重视传播政治价值观,增强舆论议程的主动设置能力。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浅析小布什政府的对华人权外交

小布什上台后, 继续推行人权外交, 并把人权外交与反恐结合起来, 在对华政策上, 小 布什一方面继续保持对华的人权攻势, 另一方面也强调与中国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 尽量不让人权 问题干扰中美关系的大局。小布什对华的人权外交从根本上说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是美 国力图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工具。在新世纪, 美国对华的人权外交是长期的, 但由于中美两国的共同 利益和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有减弱的趋势。     

美国文化外交的复兴

"9·11事件"后,美国重启文化外交这一"思想武器",以遏制国际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的蔓延.从机制、战略与项目三个视角观察,美国文化外交呈现出的新变化,表明其已走出后冷战时期的低谷而全面复兴.美国文化外交复兴的动因有二:减轻国内压力与应对国际危机.作为美国文化外交复兴战略推出的"全球文化计划",不仅攸关美国家利益,更可能导致一场世界文化力量的博弈,同时,国际社会还须警惕其中暗含的新冷战思维.     

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对华强硬的保守主义派系掌控对华决策,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全面竞争态势。在右翼反华势力掌控对华决策以及"大选年""疫情年"的双重政治效应叠加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进一步加强。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保守主义阵营与共和党重组的演进发展,共和党对华政策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色彩将进一步加深,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可能朝着更为强硬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