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亚冷战”：特征、成因及中国的应对

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美关系正走向一种“亚冷战”状态,其特征是战略互疑增长、竞多于合、敌大于友、表里不一、双边关系频现紧张、危机管控常态化等。中美实力差距明显缩小但仍严重不对称、美国“重返亚太”突出其对华“接触＋遏制”总体战略中“遏制”的一面、两国利益深度交织的相互依存等因素驱动中美形成“亚冷战”关系。中国应积极应对未来中美“亚冷战”仍将持续的局面,力避中美“亚冷战”滑向新“冷战”。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战的走势与对策

特朗普执政后,对美国外贸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两国贸易摩擦有演变成贸易战的风险。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经济战,既有中美两国经济长期失衡需要解决贸易平衡问题的经济逻辑,更有中国迅速崛起致使中美实力对比失衡引起美国朝野恐慌的非经济逻辑。针对美国发起的单边行动,中国应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争取协商解决两国的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针对美国发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稳住阵脚,深化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加强相互沟通,减少战略误判,维持中美竞争与合作的格局,避免滑向全面冷战。     

中美全球与亚太地区安全目标矛盾及其应对

无论是全球战略层面,还是亚太战略层面,中美安全目标都有许多交集之处,这决定中美有很大合作空间;但是,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安全目标中,这决定中美战略竞争有很强的动力。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两国安全目标矛盾将更加突出,两国战略竞争的动力也随之增强。然而,防止双边关系走向恶性竞争进而引发中美之间的新冷战,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平与发展。应对中美安全目标矛盾,关键在于摈弃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思维。     

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评估和应对

韩国是中美两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多数韩国人认为,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存在经济诱因,但根本原因是新兴崛起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的霸权竞争;中美短期内都有在经贸领域暂时"休战"的需要,但两国在多领域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中美都无法在贸易摩擦中获得完胜,都遭受了较大损失。韩国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影响从经济领域溢出到外交与安全领域。为此,韩国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升级对华经济合作,抢占美国市场,推动经贸多元化和参与地区多边经济合作,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等。中国应积极扩大与韩国等国的政治、经济合作,缓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和中美竞争波及自身的忧虑,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对中美“信任赤字”的一些看法

近年来,关于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在中美两国都引起了广泛讨论.最近,甚至有美国学者撰文说,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达到了“空前高度”,两国之间正在展开一场“新冷战”.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中美之间在许多方面是有互信的,但互信程度远低于两国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依赖.现在不是过去三十多年中美互信最差的时候.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是当前互信问题突出的一个原因.加强互信需要积蓄正能量,增进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在双方利益并不重合甚至冲突的问题上两国要多沟通、探讨、妥协.若如此,则中美双方都会有所失,也都会有所得.     

布什政府对华战略调整趋向

美国政要近期的系列讲话表明,布什政府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要调整。超越“融合”战略,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深度互动,正在成为布什政府对华战略选择。中美两国应抓住这一机遇,扩大合作基础,争取实现双边关系较长时期的稳定。     

奥巴马对华政策演变及其未来展望

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为了遏制中国挑战其世界经济主导权、争夺亚洲的资源进口市场和产品出口市场等原因,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由强调合作到转向防范的演变。这种转变导致了中美战略互信受损,地区安全风险增加,美国对全球的领导能力弱化等负面影响,但美国国内对华理智声音的呼吁,以及中美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基础尚存,决定了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不可能走得太远。     

美国对华民主输出战略 对中国经济主权安全的影响*

以新自由主义非议中国特色经济民主，是新时期美国对华进行民主输出的战略手段 之一。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发展理念，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和私有制为基础的，从根 源上来讲，美国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经济民主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所有制问题。居于当今国际 经济体系核心地位、拥有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新自由主义 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侵犯中国对本国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威胁到中国经济主 权安全。面对美国的民主输出，一方面，中国应超越“冷战思维”，避免中美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中 国要坚持“渐进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之路。     

论后冷战时代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中美海权合作

海洋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其战略地位不断提高。作为传统的海洋强国,美国充分认识到其霸权是建立在对海洋控制的基础上的。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强化了对海洋的控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并开始大力发展海权。作为连接中美两国的唯一地理媒介,海洋事务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议程。两国在海权领域不仅有矛盾,也有合作。由于太平洋成为世界海洋体系的轴心地带,中美两国成为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国家,这种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美海权合作主要包涵科技、经济、安全等领域,并且由于主客观因素,中美海权合作有深化的趋势,未来有可能成为推进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的动力。     

地缘政治竞争、战略偏好演变与缅甸对华政策

本文通过梳理冷战后缅甸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领导人战略偏好来分析缅甸对华政策。丹瑞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较弱,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较小,但缅甸将安全威胁置于首要地位,强调反抗外部干涉、维护政权独立,形成进攻型战略偏好,缅甸因而采取对华合作战略,试图借此平衡美国威胁。登盛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和利用大国竞争获益的机会增大,但缅甸将经济利益置于突出地位,安全威胁感知急剧下降,形成调和型战略偏好,因此缅甸既通过对华合作获取利益,又通过改善缅美关系降低对华依赖。民盟执政时期,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增大、对华合作机会增多,延续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通过强化对华合作削弱美国威胁,同时开展多元化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军方再度执政后,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急剧上升,持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将更加靠近中国以抵御美国压力。     

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

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美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协作的新形式,是中美两国“以经促政”的重要合作方式,也是实现中国、美国与第三方市场国家多方共赢的重要经济实践。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下,中美两国企业在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以及电力设备等产业中打造了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中美企业比较优势的错位互补发展,还有效对接了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负面舆论、全球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以及中美双方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等构成了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挑战。当前,中美双边关系充满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持续推进经贸谈判、完善“二轨外交”合作机制、构建中美企业危机应对机制以及开拓新兴产业合作领域,有助于推进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美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下的战略互需及选择

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已发展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为两国注入了战略互需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美国对外战略设计开始以中国为核心考虑对象,其东亚安全战略的施展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中国的合作,而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美国的和平姿态。“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是实现中美各自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中外学者论中美互动与亚太新格局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国家,对亚太地区新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一些中外学者认为,受中美互动影响,未来亚太新格局有可能呈现新冷战格局、二元格局、陆海分治、共同领导、协调合作、中美共治六大趋势。由于中美在亚太经济、安全等领域各具优势且两国利益相互交织,中美协调合作将最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新格局的未来趋向。中美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形成何种亚太新格局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在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彼此的利益,适当采用议题联系战略,对于中美关系平衡十分关键,中美协调合作的亚太新格局将在中美理性互动中逐渐形成。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回应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即防止中国崛起为势均力敌的战略对手,但对如何防范中国崛起却充满了争论,这主要源于美国各界对“中国崛起”认知存在分歧.与此相一致,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常表现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但受国际环境、利益需求和国内政治的掣肘,“认知”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政策.在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实际上缺少应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手段,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困境.     

亚太优先：美国亚太主导权战略探析

基于全球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对亚太地区日益重视。纵观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美国对亚太地区主导权更加关注,显著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亚太优先"。自奥巴马政府伊始,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愈加明显,特朗普政府大体延续了这一态势。在战略环境评估方面注意亚太地区的战略价值提升、地区权力格局变动、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地区合作与地区秩序调整等因素;在战略利益方面关注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优势;在战略资源方面关注美国自身实力、盟国与伙伴、地区制度影响力和美国的权威;在战略实施方面采取了增加战略投入、强化联盟关系等手段。不过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也面临诸多限制,能否实现战略平衡至关重要。基于亚太主导权维护,美国对华战略趋向强硬的趋势短时期内将难以改变,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会更加激烈。     

试析影响奥巴马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国内因素

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战略,一方面强调对华接触与合作,一方面在诸多敏感问题上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特别是近期对华态度强硬。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表现出错综复杂的两面性,除受国际形势的变化及美中两国实力消长等因素影响外,更主要是受其国内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冷战思维、实用主义行为方式、选举政治、政党政治、利益集团以及美国智库和媒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美国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走向,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特朗普政府强化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的经济影响——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的评估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将中国高科技公司与机构列入美方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技术出口管制已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极限施压和战略遏制的重要工具。本文运用GTAP评估了美国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对中美两国经济影响,模拟分析中国采取各种对策的效果,研究表明:第一,美国不断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美两国GDP、居民消费支出和资本回流净收益率、社会福利、进出口贸易遭受的负面影响也不断加大。第二,采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相结合方式来应对美国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不但能够获得更多的宏观经济效益,还可以减少中国出口所遭受的负面影响与扩大中国进口,但可能对美国宏观经济和进出口贸易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第三,美方加强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对中美两国生产部门产出影响较小;中国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助于提高美国总产出水平,更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总产出水平。     

美澳双边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战略限度与中长期态势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战略限度

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手段和结果,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较深的经济相互依赖。但这种经济相互依赖表现出的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而非自由主义色彩。权力和安全等要素渗透到两国的经济交往中。此外,中美之间还面临着台湾等现实问题的极大制约。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未必会导致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