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幼女性法益的法律保障研究

幼女的性法益是现代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法律制度尤其是刑法在保护幼女性法益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希望通过分析幼女性法益的特征、幼女性法益的法律保护标准来检讨中国法律对幼女性法益的保护状况,探讨在废除嫖宿幼女罪以完善幼女性法益的刑法保护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社会管理秩序维护的最佳方案。     

中国刑法法益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遵循的三元法益结构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为了使我国刑法与四元利益结构、刑法的保障性以及法治的要求相适应,以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通过调整我国刑法典分则的篇章内容来确立生态法益的独立地位和个人法益的优先地位,并理顺各种刑法法益之间的顺序。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法益分析

刑法上的法益是指其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实质上即是刑法上的法益。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名,对于依法严厉惩罚组织者的犯罪活动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目前对该罪保护的法益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而且在司法实践当中导致了适用的困惑。因此,有必要对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保护法益进行探讨。     

论刑法中的法律拟制

法律拟制是一种立法活动,但不同于一般的立法活动,具有创造性、法定性、非普适性和构成性。法律拟制是法益保护思想的直接产物,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维护社会的稳定。刑法的首要目的正是法益保护,这是法律拟制正当性的根据。一切刑法问题都围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两个机能展开,法律拟制也不例外。只有两者平衡,才能保证法律拟制充满活力。     

彻底的法益二元论之提倡

法益一元论认为,只有能被还原为个人实在利益的法益才是刑法上的适格法益,“纯粹思想的目标设定”不是法益,因此,国家尊严荣誉这种纯粹思想目标设定无法成为适格的刑法法益。即使法益二元论的学者,也未对“纯粹思想目标设定不是法益”的观点提出过系统有力的质疑。但是,这一观点不仅内部存在重大矛盾,而且对部分罪名的解释适用产生了重大误导。因此,应当打破法益一元论主张的“纯粹思想的目标设定不是法益”的定论,构建彻底的法益二元论。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以保护国家精神为目的的集体法益类的犯罪作出正确的解释与适用。     

刑法谦抑性理念的本土化探究

刑法谦抑性理念内发于刑法法益保护和人权保护机能谐和,融括了限缩、补充、经济和轻刑的基本理念。着眼于此,以本土化的视角探究刑法谦抑性的理念的价值内涵、适用土壤以及建构路径,有助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及其完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中,刑法是必要且重要的组成部分。现行刑法虽然在某些方面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刑法中关于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罪名及构成要件,二是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此外,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流变,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教义检视与宏观推演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适用上的现实困境,表明其并未达到预期的刑法目的与规制效果。为充分激活其刑法的功效与价值,一方面,应当对其进行审慎的教义检视,以消解其在法益理解、规范推导与主体判定上的诸多迷惑;另一方面,还应对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适用做更为宏观的演绎推导,从而协调对经济犯罪的一体化保护,这就需要在整个经济犯罪法益保护的框架下为其适用做出合理架构与区隔,并在宏观的规范适用立场上妥善地解决规制范围的扩张与资格刑的实践方向等问题。     

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研究

财产犯罪保护的法益主要存在所有权说、占有说、修正说.所有权说认为财产罪保护的法益是财产所有权,此说对于违禁品、违法财物等作为犯罪对象时不能很好解释;占有权说不能很好解释事后不可罚的行为;修正说是相比较为合理的,但是过于繁琐很难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刑法上的占有包括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在非法占有下,所有者以及其他本权的占有者恢复权利,不发生侵犯财产法益的问题;未经法定程序没收的财产利益也应该是财产罪保护的法益.     

设立中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河南是文化资源大省，保存着众多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省委、省政府也一直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省和全国一样，传统文化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再加上一些地方急功近利，以经济利益、地方政绩为唯一目的。     

民族博物馆保护传承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与探索

尊重、传承和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促进民族文化多样性共存，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共享，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民族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共同构成了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大观园。云南是世界罕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因此，保护任务十分艰巨。云南民族博物馆作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专业机构，不仅重视对云南各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判定标准

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已形成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然而该法并未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范围,致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忽略＂原生境人＂等权利人的具体利益。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范围,并不在于揭示其具体的权利内容,应是关注其权利内容的独特界限及判定标准,即文化利益标准、人权标准和非物质标准。     

文化遗产刑法保护的意义与实践分析

文化遗产具有文化、经济、传承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在文化产业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不仅是自身传承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结合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特征,从刑法保护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探讨文化遗产在法律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再论我国财产犯罪保护法益——以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理解与适用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积极规制“涉黑涉恶”的非法讨债行为,是将“软暴力”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又一例证,有利于完善刑法规制体系,消减“以刑制罪”的实务倾向。同时,该罪的刑法体系定位再次阐明我国刑法中的财产犯罪是以“法律—经济财产说”为理论基础,占有不是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而是一种隐性构成要件要素,唯有法秩序所承认的经济利益才可能成为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原则上,民法不予保护的债务刑法亦不予保护,以维护法秩序的统一与内在平衡。     

文化遗产刑法保护的意义与实践分析

文化遗产具有文化、经济、传承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在文化产业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不仅是自身传承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结合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特征,从刑法保护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探讨文化遗产在法律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条文为中心构建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

对刑法的信仰源自对法律条文的信仰。由此刑法解释应当从法律条文出发,通过对处于刑法条文具体语境的理解,考察其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相关关系来确定某个法律词汇的内涵。将"法益"认定为刑法的目的是正确的选择,但是需要对刑法保护法益的来源做出详细论证才能确认其法益之内涵。刑法保护的法益只能够从刑法条文中去推断,结合具体的案情来实现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     

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风险刑法作为对法益的事后保护和风险的事前控制规法,能更好地发挥刑法规范的指引功能,丰富刑法益的内涵。因此,风险刑法理论的引入是现代刑事政策改革的运动方向之一。但如果对风险刑法的存在基础"风险"界定不明,则可能偏离刑法的基本原则,损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在我国应当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风险社会与刑法撤退

自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风险问题已经深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安全、制度的冲突与风险刑法进行深刻反思。立足于从责任主义、法益保护和刑法的谦抑精神三个方面分析风险社会与刑法的关系,刑法撤退的原因,既在于责任主义以及以法益保护为核心所构建的刑法体系的要求,又在于风险社会下除刑法之外的社会制度的有效性。     

基于客观理性的算法法益构造及刑法保护

算法的客观理性属于算法的技术特征,指向的是算法计算的客观性。在算法犯罪场景下,算法理性围绕算法法益及其规范保护展开。算法法益的构造以算法安全、算法公正为核心,具有双重法益形态。逻辑上,算法安全法益的理性构造与算法公正法益的逻辑创新,符合算法理性的认识论要求,亦反映了理性算法的价值论评价。基于理性主义立场,通过对财产犯罪典型范式的规范性解释,类型化界定行为论上形式可罚性与结果论上实质可罚性的基本标准,可彰显算法法益理论的可解释性、可实践性以及犯罪论上行为的可责难性,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推进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藏戏保护与文化认同:一种法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4条为切入点

藏戏是链接社会情感、宗教和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代表了文化的民间性与传承性。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有所区别的是,“真实性”与“整体性”意味着不能忽略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社会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整体性取决于其民间传承性。因此,法律在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顺位处理上应优先考虑传承性,以确立族群文化认同来实现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