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贸增速下降:机理分析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速从绝对角度看虽呈显著下降之势,但从国际比较角度看降幅比较小。外贸增速下降是全球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前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经济规则形成的分工演进动力机制基本衰竭,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可能引发的产业范式变革还未成为产业化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的分工深化尚未露出端倪,以及全球经济新规则尚未实质性形成并进入普遍推行阶段。这也是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的突出表现和特征。在此期间,技术创新竞赛以及争夺制定全球贸易规则话语权将成为焦点问题。因此,在客观环境变化导致中国外贸增速下降的特殊时期,中国外贸发展战略应做出及时调整,并采取营造有利于创新驱动的外贸发展环境、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探索制定全球贸易新规则等科学有效的应对举措,以夯实外贸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中国高水平参与DEPA的关键领域与路径选择

申请加入DEPA不仅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先手棋”,更是深化国内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决策,有助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数字经济由产业创新驱动转向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中国可重点在数据流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创新和网络安全五大领域主动对接DEPA协定要求;进一步地,系统化构建以数字自由贸易港为核心,以数字营商环境示范区为抓手、以数字经济产业先行区为重点、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区为纽带、以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为动能的“一港四区”格局,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发展。     

浙江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的机遇与路径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业已形成,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必须持续推进产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结构性减排,实现高质量碳达峰;采取超常规措施挖掘自然碳汇和人工碳汇潜力,尽早谋划碳中和实现路径;完善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气候治理的领导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提供制度保障。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及其创造性转化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主要展现在：尚法法天的法律至上观、为仁兼爱的良法善治观、义正尚同的法律正义观、兴利利民的法律权益观和谈辩中效的法律商谈观。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以中国法律文化的“小传统”彰显了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大传统”,映射着现代法律价值观的法律至上、仁爱兼爱、公平正义、义利相容、辨明析理等。通过弘扬“尚法法天”,促进法治意识的养成;光大“仁法”“治法”,助推良法善治;传承“义正尚同”,树立公平平等的法律正义观;倡导“兴天下利”的权益观,确保法治为民和保障民权以及借鉴“谈辩明理”的法律商谈,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从而实现墨家法律价值观的“创造性诠释”和“创造性转化”,为良法善治、为法治建设,提供最为原创的“法治本土资源”。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富永仲基与日本“东洋学”的起源

日本18世纪前期的学者富永仲基在《翁之文》尤其是《出定后语》中，以理性的学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以“信仰”为前提基础的日本佛学与儒学的基本格局。他从儒学介入中国文化，由佛学介入印度文化，又把印、中、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以“幻”“文”“绞”（质）三字概括三国的不同特点，同时提出了“加上说”及“言有三物五类”等一套理论方法，使日本学术史从国别研究进入了亚洲区域研究及“东方学”领域，并且在东方三国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诚之道”，来综合东方三道，使得日本的儒学、佛学由信仰的体系而转换为学问的体系。富永仲基对东方传统文化既有理性的分析批判，也有自觉的认同与继承，是近代前期日本第一个有着自己明确方法论的学者，其研究成为近代东洋学和现代东方学的滥觞或源头，产生了深远影响。     

生产-流通关系协调发展：理论与对策研究

在流通产业对现代生产发展的意义日益加大的同时,我国传统流通产业发展滞后于生产发展的问题也日益暴露。模块化时代的到来,生产、流通环节的专业化分工要求有更多的协作,分工的协调效率受到更多的关注。目前我国生产-流通关系不协调,原因主要在于流通产业发展滞后于生产需要,借助于产业链整合实现流通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升专业化流通渠道的效率功能,是中国产业系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古代“民生”“民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政治学中的“民生”观和“民心”观,总结了保障民生、倾听民意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方针,挖掘了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和思想解放主张与中国古代“民生”、“民心”思想的内在联系,为当下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两项国策的正确性提供了历史注脚。     

美国“其他保险条款”诉讼：现状与未来

其他保险条款诉讼是一个已经困扰了美国法院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美国各州在司法上对该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存在差异。文章通过对美国有关其他保险条款冲突典型判例的分析,试图寻找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判例实践中所形成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解决其他保险条款冲突问题的判例规则及其未来在解决该问题上所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解决思路,以此希望能为我国将来保险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对解决我国目前既无法可依又无章可循的其他保险条款诉讼提供可资借鉴的法律原则和价值理念。     

在解析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读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直接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表达,是贯穿全文的主题。《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发现并论证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且把意识形态的功能从上层建筑领域延伸到经济基础,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更深刻的存在意义。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不是否定或者背离,而是继承、修正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关于政府成本理论与政府成本研究中的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在合理界定政府成本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政府成本理论,并分析当前政府成本领域研究中存在的诸如概念模糊、研究理念相对陈旧、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单一等问题。将突破传统地把行政管理建立在单一的政治学范畴,进一步拓宽到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在内的研究领域,并取得在政府决策、和谐社会建立、提升政治文明以及在同等资源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改善公众福利的效果。     

中非双边引渡条约中的人权保障

引渡中的主权和人权在引渡条约中总是处于博弈的双方。在中非双边引渡条约中,人权保障虽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依然存在若干缺失之处,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在引渡程序中贯彻人权保障的精神,必须兼顾主权国家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      

我国山地养生旅游发展的动因、问题及对策

养生旅游作为旅游发展中的一种新业态,已成为世界旅游发展的时尚潮流与新趋势。山地养生旅游是我国养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受养生文化与旅游资源禀赋驱动、动能驱动和势能驱动的综合作用与影响。当前,我国山地养生旅游存在行业标准与规范短缺、产业链缺陷、品牌与特色缺乏等系列问题,建议从行业标准化制度建设、培育产业发展机制、系列主题产品及品牌体系等方面采取应对措施予以有效解决。     

道德失范与萧纲的“放荡”文学观

放荡文学观是南朝世俗享乐文化的一种文学陈述形式,萧纲的放荡文学观展示修身和为文的二水分流之势。道德束缚的松动铸成萧纲以新变为矢的,艳丽辞藻为表征的不拘礼法的文学姿态,推动了文学审美的精细化趋向。它促使文人更多地去关注真切的生命体验,并以儒教传统诗教的叛逆面目而成为唐代文人改弦更张的基础。     

论特定物债权与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

关于特定物债权人得否于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行使撤销权,学说判例存在不同见解,有肯定说和限制肯定说。这两种学说均有走向极端的嫌疑,肯定说承认特定物债权人享有撤销权,有欠妥当;限制肯定说否认其享有撤销权,也存在理论上的矛盾,有时甚至导致不公。正确的做法是寻求折中的方案,即原则上仅允许不可替代特定物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     

马本家饰的色调及其生命意识

日本家饰的灰暗色调不仅是现代日本人关于生命的悲冥意识的体现,而且也是向死而在的生命强力的写照。生命强力的最高之“在”是“荣誉”,因为死亡伴随着我们．所以生命必须以最高的自我价值实现来与死亡构成对抗。家饰品的精巧、日本电器的卓越、武士的自杀,均是生命力的最高体现方式。与之比较,中国人的生命观存在诸多需要自我反醒和自我改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