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防止规模性返贫的路径研究——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防止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出现规模性返贫现象发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基石。通过调研发现，集中安置点仍存在搬迁群众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基本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需完善、后续产业就业帮扶措施有待跟进、安置点社区治理机制有待完善、拆旧复垦不够彻底等问题。可以从提升帮扶政策效能、强化搬迁后续产业就业扶持工作、优化安置点社会治理工作、完善安置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优化调整安置点帮扶力量五个层面进一步防止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规模性返贫。     

易扶安置区风险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解释框架

易地扶贫搬迁初期,政府和移民对贫困认知存在分歧,搬迁便意味着风险环境酝酿。生活过渡期,由于政府扶持政策的脱节,移民的生计存在可持续困境,加之被激活的发展渴求,风险便被移民感知,谨慎抵抗抑或自助便成常态。而在社会放大机制下,这些不稳定要素便有了酿成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表现出“风险环境—风险感知—风险行为—社会放大—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传导链特征,呈现出双向传递性、集聚性和扩散性。如此,为实现安置区的稳定发展,应加快构建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做好风险评估,并有针对性地探索形成基于安置区特征的有效治理路径。     

凝视拒抗与画诗观看：玛丽安·摩尔画诗抽象的伦理维度

美国现代女诗人玛丽安·摩尔深受包括绘画在内的视觉艺术的影响；不过，学界一方面就绘画对其诗歌影响的内部差异认知不足，另一方面忽视了摩尔画诗与男性画诗的差异。文章试图在讨论现代主义诗歌与绘画共同走向抽象的内在动因的基础上，分析绘画对摩尔诗歌创作和诗歌抽象的影响，并通过剖析摩尔画诗创作中两种异中有同的观看方式——凝视的抗拒和游离的视线，阐述摩尔画诗及其画诗抽象的伦理蕴涵。文章认为作为一种“非掠夺性观看”，摩尔的画诗观看模式与“摩尔式的颠覆”相一致——激进而不极端，是既非传统男性的，也非激进女权主义的。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外生型城镇化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的进路研究——以铜仁市思南县为例

从城镇化的角度看,贵州省实施的城镇化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属于外生型城镇化模式,这一城镇化模式符合"先转型,后发展"的城镇化逻辑。根据这一逻辑,城镇化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的成败就在于搬迁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文章以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为例,以外生型城镇化理论和"先转型,后发展"理论为视角,以搬迁居民生计方式转型、生活方式转型和转型顾虑为线索,分析了城镇化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的措施、问题与对策。     

法国“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的发展与启示

基于我国目前社区精神病学的发展需要，文章以欧洲精神病学发展史为背景探讨“法国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及过程。我们认为精神病学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发展，即二战后改革派精神病科医生基于圣 阿尔拜精神病院的成功经验而构建的“组织性精神疗法”为该模式的实现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撑，同时，年轻的精神病科医生们为推广“组织性精神疗法”而做出的政治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则为该治疗模式的实现获得了有利的社会政治资源。文末，我们对法国目前“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具体架构及运行情况做了介绍并总结评论其对我国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启示。     

新时代现代化新格局下“十四五”规划的新要求与重点任务

“十四五”时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规划立足于衔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需要基于现代化新格局研判其新要求，在规划引领层面要求深化新发展理念；在规划导向上要求以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规划主线则要求围绕现代化展开，做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关注的重点任务应涵盖培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健全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现代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及推进生态现代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路径上行稳致远。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中国制造业外迁：现状和启示

保持产业链稳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外迁现象越来越明显。中国低端制造业主要向东南亚、南亚以及墨西哥外迁,纺织服装产业和电子制造业外流态势明显。中高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的趋势也明显增强,设备行业、化工行业以及计算机电子行业是回流的重点行业。在低端制造业迁出、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回流的情况下,中国存在低端制造业“空心化”、中高端制造业“停滞化”“空白化”风险。因此,中国要实现制造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应防范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大量过快外迁,尽可能推动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首先稳步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强供应链生产端的配套能力、提升低端制造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以及不断提高产业创新水平。     

“以债生财”还是“因债致贫”？——家庭住房债务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脱贫的长效机制应考虑到未来贫困风险问题，即应关注贫困脆弱性。随着住房债务在家庭债务中的主体地位日益显现，住房债务或将影响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两者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平均而言，负有住房债务的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显著低于无住房债务的家庭，且以住房债务资产比度量的住房债务压力能够缓解贫困脆弱性。但这种缓解作用并非是持续的，而是表现出“U型”非线性特征。当住房债务资产比低于137.5%时，住房债务主要表现出净“财富效应”，存在“以债生财”的可能；在此之后，“房奴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刺激“因债致贫”现象的发生。当然，家庭特征不同也会使这种影响产生差异。为减缓相对贫困，可进一步提高住房信贷效率、发挥住房信贷效能。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三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是精准扶贫实践下的思想结晶，其理论价值是创立了“穷人经济学”，在指导国际社会脱贫致富方面提供了中国方案。正确理解与把握这一重要论述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中意义重大。     

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卸责机制——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

由司法行为带来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这些责任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司法规律和司法体制塑造了将责任汇集于法院最终由法官个人承担的责任分配体系。成为归责中心的法院和法官往往将自身压力往他处转移，形成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向四周其他主体扩散的卸责机制。卸责的手段主要有诉诸权威、规则依赖、对外转移和集体承担等。从机构层面看，法院通常将责任转移给检察机关和上下级法院；在个人层面上，法官则将责任转移给合议庭其他法官、陪审员、审判委员会以及被告人本人等。司法责任制改革在落实如何追责的前提下应当探索构建合理的卸责机制。相比于遇到瓶颈的“实体控制模式”，发挥程序功能对责任进行转移分担的“程序控制模式”效果更加显著且更易被法官所感知。     

贵州扶贫开发中的制度创新思考——基于连片特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贵州是全国贫困最严重的省份,贫闲人口多、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扶贫攻坚任务异常艰巨。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很多历史欠账和瓶颈,常规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为了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历史标签,必须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从本质上解决连片特困区的贫困问题,有针对性地找准扶贫攻坚的路径,立足资源优势和政策机会,通过制度创新,突破瓶颈制约,培育和形成贫困地区自我可持续的发展能力,让贵州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