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选择的效率比较：以环保制度为例

环境群体性事件背后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在环保制度中如何选择更有效率的法律规则。卡拉布雷西和梅拉米德提出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环境污染的制度设计。“卡-梅框架”对于法律规则的效率比较，基于事后效率（机会成本）与事前效率（行为激励）的法律经济学标准。同时，不同法律规则的经济效果，最终反映在法益的市场定价之上，对应着不同的市场类型。从效率标准和市场类型出发，可以看到各种现行的和可供选择的环保法律制度可能具有的成本收益和实践效果。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核心的现行环保体制，要比一刀切式的事前禁止或是造成严重后果后的司法救济更有效率，但是必须提升环保部门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法经济学视野下数据保护的规则适用与选择

数据保护制度应兼顾数据红利与数据安全。在“卡-梅框架”基础上进行扩展和重构而成的“规则菜单”,为数据保护制度的规则选择提供了分析框架。单一地考察无为规则、禁易规则、管制规则、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在数据保护上的适用效果,可知将数据法益配置给数据产生者,同时适用财产规则是一条相对优选的路径。整体上而言,对数据进行类型化并采用“菜单规则”的保护模式,能更有效地实现数据保护中的利益衡平。我国宜采用终端规则的组合模式进行数据保护:将数据管制规则和数据禁易规则平行设置,以数据管制规则为主,以数据禁易规则为补充;在数据管制规则之下平行设置数据财产规则与数据责任规则,以数据财产规则为主,以数据责任规则为补充。     

卡—梅框架下我国排污权担保的规则配置研究

以环境容量权益为标的之排污权担保,既是排污权交易的重要形式,亦是绿色金融和非典型担保制度创新。然而,我国对于排污权担保的相关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排污权担保制度还存在一些困境。如何研究揭示这些问题,并对我国的排污权担保制度进行完善,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传统的法律解释学从内部维护担保法律体系完整以捋平现实与规则之间的矛盾,分析问题和完善对策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卡—梅框架从法律效果出发,按照法益初始配置与公权介入程度不同,将法律规则抽象成不同类型,适用范围从"权利救济"拓展到"利益交换",对排污权担保规则的配置具有指导意义。在对排污权担保规则进行类型化分析后可以发现,排污权担保中各类规则的宏观结构性配置和微观具体性配置都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从宏观配置和微观配置方面对这些规则进行系统性完善。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

中国学界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主题上经历了数次范式转换,目前的代表性学说为"新三要素说"。这一学说的形成有其层层相因的发展脉络和合理性,但在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误识了逻辑结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逻辑结构的性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学说属于法认识论,它要解决的是法律规则的形式、静态构成及其句法功能问题。新二要素说主张法律规则由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构成,满足了逻辑学说的基本标准,解决了过往理论的缺陷,实现了与法律推理的模式相衔接这一根本目标。     

法益:法律的中心问题

法益是法律的基本范畴。可以以法益的主体、被保护的程度、存在的形态、内容等为标准进行分类。法益总量的最大化是法律目标量的规定性,法益结构的最优化是法律目标质的规定性,二者是法律的双螺旋价值追求。权力、权利是法益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法律移植中移植法的实效性探析

法律移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下的必然选择,制约移植法产生实效性的基本因素是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移植法实效性的实现是显性规则与隐性规则进行互动的结果,其中,人对规则的选择至关重要。     

法律的经济学素描——读《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

“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会面临许多问题,但其中没有一个是法律问题。”大卫·D·弗里德曼在他的《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引言中,开头第一句话就非常清晰地指出了法律的经济学性质,这就是,法律是节约社会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     

“选择性亲和”:“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基于宜昌市基层治理的经验调查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基层法治建设面临"以规则为中心"来构建法治社会秩序的国家"表达"与多元化的地方法律规则的"实践"上的距离,这是当代基层法制建设的困境所在。经验呈现出一种"新规则治理",其是建立在规则共生和规则多元基础上的国家政策法规在基层的村庄和乡镇两级的一种"选择性亲和"。这种"选择性亲和"是"规则延伸"通过"规则融通"实现与"规则生成"的一种相互适应性。因此,本文试图建构"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三种分析框架来阐释"新规则治理"的指涉意义。新的规则治理整合了政法政策或法律制度的精神脉络以及其他各种特定的社会资源与实际多元化的需求,是成功应对现代转型乡村社会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有效武器。     

试论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区别

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是对法律规则的一种划分方法。在法律学习与工作中,明确二者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本文中作者尝试将二者的区别进行进一步的探索,除了从法律规则所规定的内容角度外,还从法的价值角度、合理性的自身评价标准角度、影响因素角度、实现目的的手段(方法)角度、发展的同步性角度、稳定性与历史延续性角度对司法公正的体现程度角度以及改革成本等角度对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进行区别比较,以明确二者的确切含义。     

论法律解释规则

法律解释规则是法律解释方法的基本构成要素，它为法律解释提供确切的思维路径指引，并为法律解释过程提供精细化的操作准则。倡导法律解释规则的适用，在于解决法律解释方法研究的哲学化、复杂化之问题，凸显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为清晰地认识法律解释规则，需要从概念厘定、性质之辩、功能定位及研究旨趣等角度展开。当前法律解释规则研究，仍然存在着赋予法律解释规则思维指令性等问题，需要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质属性等角度予以纠正。建立在语言学与实质性解释规则分类基础上的具体适用，遵循了形式到实质渐进的解释路径，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     

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分析

作为时下的一个焦点概念,"社会管理"极少在法规范意义上得以解析。通过检索可知,我国现行法规范中有3部法律及8部行政法规直接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最典型的是《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前者用整整一章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后者用一节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分析表明,社会管理立法数量少,水平低;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是在狭义上使用,具有弱经济性、弱政治性乃至非经济性、非政治性的特征;主要是在消极语境中使用,管制色彩浓厚;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与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社会管理概念有较大差别,不同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也有差异。社会管理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它呼唤认真对待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     

民法上“法益”概念的探源与本土化

《民法总则》第126条中的"利益",与我国民法学界持者甚众的狭义法益说中的"法益"含义大致相同,指的是权利之外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客体,是立法者为解决其预见性不足的弹性规范设计。上述界定与"法益"概念的原意不符,和刑法学界的惯常用法存在明显差别,属于概念移植过程中的本土化改造。"民事权利和利益"的二分法和狭义法益说在法理、逻辑上都不能成立,也不具备法益理论应当具备的分类、区分保护和评价功能,必然会造成立法表述与司法裁判说理中的冲突。"法益"概念的本土化界定,应当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寻求统一的、适用于包括刑法、民法等在内的各个部门法的"法益"概念。"法益"是应当受到法保护的利益,此处的法既包括实然意义上的法律,也包括应然意义上的法。法益是权利的上位而非平行概念,《民法总则》第126条中的"利益"实质上是未被立法明文规定的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未来修法时应将该条修改为"民事主体享有其他民事权利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     

Excessive Prices: Using Economics to Define Administrable Legal Rules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s condemn as ‘exploitative abuses’the pricing policies of dominant firms that may result in adirect loss of consumer welfare. Article 82(a) of the EC Treaty,for example, expressly states that imposing ‘unfair’prices on consumers by dominant suppliers constitutes an abuse.Several firms have been found to abuse their dominant positionsby charging excessive prices in cases brought by the EuropeanCommission and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f several MemberStates. Those cases show that the assessment of excessive pricingis subject to substantial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and that any policy that seeks to detect and prohibit excessiveprices is likely to yield incorrect predictions in numerousinstances. In this paper, we evaluate the pros and cons of alternativelegal standards towards excessive pricing by explicitly consideringthe likelihood of false convictions/acquittals and the costsassociated with those errors. We find that the legal standardthat maximizes long-term consumer welfare, given the informationtypically available to regulators, would involve no ex postintervention on the pricing decisions of dominant firms. A possibleexception to this general rule is discussed.     

Following Legal Rules: Vi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idea of ‘visualization’ of legal rules as part of an account of rule following in action. Presenting an alternative to Van Schooten’s (Jurisprudence and communication. Deborah Charles, Liverpool, 2012) account of interpretation, I first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modes of interpretation: rehearsing and discursive. I argue that the former is the more basic one, relating to our respecting sources, rather than noticing signs, in action. In other (Wittgensteinian) words, we have to understand how we take guidance from rules. This account can profit from an analysis of what ‘seeing’ amounts to. Taking my cue from Merleau-Ponty, I point to the intertwinement between agent and world in seeing, in rule-following, and eventually in legal rule-following.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an alternative account of the time-honoured paradigm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Hart’s ‘no vehicles in the park’. I show how this example is predicated on detecting ‘depth-clues’ in a rule, which allow an agent to correlate his vantage point to a vanishing point of a rule. The example illustrates a key-feature of rule following: reflexivity. I cannot follow a rule unless I project myself into its picture.     

Rules and reasons,public and private on the use and limits of simple rules 25 years later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 The basic “simple rules” thesis holds that most legal relationships can be reduced to questions of autonomy, property acquisition, contract and...     

域名抢注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互联网络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域名抢注问题也愈演愈烈。如何从法律上认定域名抢注这一新生事物,依法协调与保护域名抢注纠纷中当事人的利益,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国关于域名抢注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指出解决我国当前域名抢注法律规制中存在问题的途径是统一域名抢注立法,确立域名抢注法律规制的基本规则;同时修改《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我国规范域名抢注提供多种法律手段。     

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及其规则

与制定法传统下的法律推理不同,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推理由法律规则、指导性案例、案件事实以及判决结论四个要素构成。在这种思维模式中,由于对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作出是否同案的判断以及如何形成同判是整个法律推理的论证重点,判定两者是否属于相同案件以及如何作出相同判决的方法自然成为这种法律推理的核心方法。案例指导制度下法律推理的规则主要包括：基本参照规则、实现同案同判的认识规则、断定同案的判断规则、形成同判的约束规则、回归规则以及指导性案例选编的编写规则。上述推理形式和推理规则的系统作用是案例指导制度下法律推理得以正确进行的基础和保障。     

公司利益缺失下的利益冲突规则——基于法律文本和实践的反思

中国公司法不断完善着利益冲突的规则,其对公司实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由于公司法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同时在法律思维中采用权利界定方式而不是利益保护方式,现行的利益冲突规则更多表现为规制式、事前禁止的模式,同时更多地将权力上收给了股东,在法律责任上依赖于归入权,强调公司所有权而忽略了公司利益。本文回顾了利益冲突规则的引入,对现行规则中的疏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结合已有的司法实践分析公司利益在法律调整中的淡化,并对这种原因进行了理论探讨。     

行政处罚的种类多元化及其防控——兼论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修改方案

在风险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复杂需求下,行政机关需要多元化处罚种类,但这一直受制于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保守立场。应当明确,试图以该法第8条限制处罚种类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只会创造更多的“法外行为”并限制地方政府的执法创新。立法机关应秉承更为开放的观念,通过修法实现行政处罚种类的多元化。首先,应考虑在该条添加行政处罚的概念条款,以“行政制裁”、“违法行为”、“基于威慑目的”三项要素澄清行政处罚的本质,明确行政处罚的概念族群,剔除长期以来的争议行为;其次,在概念条款的指引下,着手修订现行列举性条款,设计更为开放的分类条款和兜底条款,授权规章在处罚种类上的创设权,提供可供法律解释的文本依据,扩大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范容量,丰富处罚种类;最后,基于控权需要,应运用层级保留技术对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2款、第13条第2款做配套修订,将分类条款和兜底条款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从而防止处罚种类的多元化异变为失序化。     

类型化与民法解释

类型化思维是民法解释的基本思考方式,是民法漏洞补充的理论基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应对西方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亚图·考夫曼的事物本质类型论及卡尔·拉伦茨的类型分类理论有所借鉴。类型化思维适用于民事立法和司法,其中司法不仅以立法的类型规范为依据,更须以规范对应于个案寻找出的详尽法规则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