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检制度改革的背景、缺陷、完善及发展趋势——从政府与社会分权的视角

从强制婚检到自愿婚检意味着政府从婚检领域的退出,但是,自愿婚检不能很好地保护公共利益,也不能保障个人的知情权。因此,政府不能一走了之,而是要尽快实现从“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的转变,通过建立和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来填补政府退出后留下的权力空位。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福利政府理念的确立,婚检福利化是婚检制度发展的大势所趋。     

中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释义

“公共性”是一个分析现代政府活动性质和行为的重要工具,对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探讨有利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研究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这种特定环境与制度下的内涵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根本理念层面、道德层面和政治过程层面来解释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内容,分析了我国政府对公共管理的根本理念定位———公众满意,国家公务员的公共行政道德责任建设及公民参与对“公共性”实现的重要作用。     

"公共性"视野中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及其限度

“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一个政府的“公共性”是通过其行为价值取向与行动能力来直接体现的。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取向在强化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因此,合理设计市场经济中政府所应充当的角色,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度分析,是增强政府“公共性”的理性选择。限定政府的行动范围必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和适度性、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决策的法制化等问题给予充分关注。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政府、社会联动模式之构想

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国家严格管制,其地位实为“下级所有权”、“准所有权”或“大使用权”,其性质实为“公共性权利”;同时基于分配正义的考虑,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不需要界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也不能以市场化的方式或标准对失地农民予以补偿。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政府、社会联动模式,利用社会调节———公共决策的机制———限制政府,并由政府整体让利于农民集体———建立区域性的土地征收补偿基金———才是最佳选择。如此将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利益共同体———加以保护,就可以实现整体效率和实质意义上的公平。     

公共政策“公共性”衰减问题的成因及解决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增进公众福祉的重要手段,它天然地具备“公共性”.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公共性”衰减已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从各角度厘清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价值内涵,分析“公共性”衰减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律解释的公共性

法律解释是一个不断“去私人化”、重构法律文本公共性的过程。法律解释的公共性是一种符号、方法、价值意义上的公共性，以公共偏好、公共理性、公共利益的形态呈现。为了寻求法律“原初”的公共性，解释者应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理解中进行视域融合，通过对话与协商统合作者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对文本含义的重叠共识，在往返流转中无限逼近法律文本的原意。为了实现法律“现实”的公共性，解释者应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性关系与互依性关系，将自我塑造为具有关系理性的解释主体；同时，解释者应通过表达与对话机制将个体性解释整合为公共性解读，以此探求文本的“原意”。     

公益诉讼视角上的公共产品责任救济

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提供,使整个社会受益的公共性产品或服务。当公共产品出现偏离其价值目标的情况时,如何使社会整体利益得到救济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公益诉讼的角度审视公共产品的责任救济机制,为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监督政府行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公共行政的新公共服务:反思与困惑

新公共管理自诞生之日起,就难逃被诘难、质疑和批判的命运。登哈特夫妇提出了与新公共管理针锋相对的新公共服务,并试图取而代之。确切地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一些理念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新公共服务在理论上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政府真的是服务而非掌舵,是否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企业家精神是否重要,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现实中公民的需求是否是公共利益,政府能否提供满意的服务,政府与公民能否达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些困惑是需要解决的。     

论公共数据的认定标准与类型体系

公共数据的概念范畴作为公共数据治理的基石，并未达至立法统一和学理共识。无论是当前立法采行的以数据主体要素公共性为核心的归属标准，还是学界提出的以数据内容公共利用价值为内核的用途标准，皆有所短。基于公共数据之事物本质与价值特征，公共数据的范畴勘定应当坚持“主体+内容”双重公共性的标准，即只有数源主体和数据内容本身皆表征公共利益的数据才能作为公共数据，并负担相应的数据处理义务。主体要素的公共性以公共资金保障或政府授权经营为表征，内容要素的公共性则因作为公共产品供给活动的副产品而具备。根据主体要素与内容要素的公共性差异，公共数据呈现为公共性渐次降低的政务数据、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和授权经营主体数据四类。     

论银行“太大不能倒”原则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的银行业“太大不能倒”原则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建立在银行系统重要性与公共性基础之上的“太大不能倒”原则有其合理性一面,但该原则的适用也带来道德风险、竞争原则的破坏、财政负担等巨大负外部性。美国《2010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通过建立大型银行清算程序最终放弃了“太大不能倒”原则,同时法案建立了系统风险应对机制以预防大型银行倒闭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该立法反映出美国银行监管的价值取向由“系统风险优先”向“公共利益与系统风险并重”的转变。     

“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条款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从美国政府征收权的渊源以及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征收条款的原始意义出发,探讨了“公共用途”的宪法概念在美国判例史上的嬗变及其最近的发展趋势。文章指出,由于“公共用途”或“公共利益”是极难界定的概念,法院难以发展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在美国,对征收的公共利益之保障主要在于立法控制而非司法限制。根据民主原则,法院高度尊重立法判断,凡是议会决定符合公共用途的征收一律被认为合宪。在这个意义上,议会是一个“公益机器”,通过民主代议自动产生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和决定。文章最后建议,中国应该将注意力从“公共利益”的理论界定转移到制度建设,让全国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征收和补偿方案的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代行政公共性理论初探

在行政的诸特征中,公共性应是其最基本的特征.民主性是现代行政公共性内涵深化和外延拓展的根本动力.行政公共性理论有别于公共权力论和公共利益本位论,对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数字政府中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规则转换

建设数字政府必定导致大量个人数据进入政府掌控的公共数据库,这些公共数据中的个人数据需要在数字政府内部共享,以及通过外部流通,从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这就必然导致之前以“告知—同意”为主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规则,无法适应数字政府中个人数据的应用状况。数字政府采用的数字技术对个人的意思表示会产生影响,同时这些技术也导致个人隐私在一定程度上透明化。个人数据及其权利的法律性质存在个人性及公共性的二元性,个人数据经过合法程序进入政府公共数据库之后,应当扩展个人数据的公共性。在数字政府中应当有与私法不同的个人数据保护规则,主要包括强调个人数据共享及流通,以增加社会价值的利用规则体系;强调国家监管以保护个人数据的保护规则体系;强调事前预防措施的救济体系。     

论规制市场监管者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按照权力分工或者权力划分理论,政府作为国家管理社会文化经济事务的公共代表,管理具有公共性社会事务,这是无庸置疑的。在我国政府管理与规范市场的活动中,就市场资格、市场运行、市场秩序、市场走向以及特定的市场交易行为过程而言,无论是专业市场还是一般交易市场,监管者的权力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但是,当监管者行使监管权力偏离法律的正当预期时,对监管者的规制就成为一项不可或缺而且艰巨的任务。     

政府应当戒掉行政审批之“瘾”

从行政法的角度讲,行政审批通常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是指行政机关通过颁发证照的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人为某种行为的资格。行政审批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进行公共管理的重要方式,客观地讲只要存在资源的稀缺性,行政审批就不可或缺,合法有效的行政审批行为在客观上有利于政府加强宏观管理、保障公共安全和维护公共利益。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应当正确处理好行政审批与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使行政审批做到既不要缺位也不要越位。     

公共利益与拆迁补偿:从重庆最牛“钉子户”案看《物权法》第42条的解释

本文以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案为起点,以公共利益与拆迁补偿为核心,探讨了《物权法》第42条的解释问题。政府即使基于公共利益征收私人财产,也要在征收程序与对价补偿方面充分体现物权神圣思想。公共利益具有受益主体的公共性、超越个体利益以及表现形式的多元化与变动性,因而应建立由政府、利益受损代表和独立专家代表三方主体参加的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制度,并对公共利益认定采取"非公"推定态度。     

试论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性

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性是其基本属性,源于参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后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性可以从公共需要、社会公共责任、社会公共资源、公共领域四个方面来理解,同时这四个方面也存在公共性的悖论。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三维视角解读——指向、均势与秩序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指向是实现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过程中,要实现公共利益,不能以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吞噬公共利益,不能以意识形态之争掩盖利益之争。因此,只有多中心行为主体均势,才能使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成为可能。而偏离指向与未竟均势使得治理秩序建构意义显著。反过来,秩序的建构关系到公共治理理论适用的未来指向与均势走向,即指向、均势与秩序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对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指向、均势与秩序的研究,既是出于对公共管理学科政治学基础的强调,也是试图在学术研究上对偏差研究倾向的纠正。     

刍议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问题

公共危机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核心主体地位。我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公共危机事件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的价值取向、能力以及制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多问题,从而极大地制约了管理的有效实施。本文就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展开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美国环境公共信托理论及环境公益保护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密执安大学的约瑟夫·萨克斯教授最早将公共信托理论引入环境保护领域,创立了环境公共信托理论,在环境公共利益保护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构想和制度设计。环境公共信托理论是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为根本目的的一种公益信托理论。该理论通过确立环境资源的社会公共财产属性和双重所有权权属关系,明确政府作为管理、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律责任主体,赋予公民以及后代人环境权,设置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借助司法力量监督环境法律的实施,以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生态价值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环境公共信托理论的环境公益保护理论构想和制度设计,对提升我国的环境法制理念,促进我国的环境法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