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社区居委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做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部署。从加强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县域社区居委会当前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包括思想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配套,人员素质总体不高等。必须从充分认识县域社区居委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来解决"诸多的不适应"的问题。     

平台经济犯罪的刑法解释研究

平台经济犯罪治理应以平台责任为中心，实现从“避风港”到“看门人”,从单方治理到合作共治的转变。在解释立场方面，应以实质解释为基础，实现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从“概念”到“类型”,从“结果导向”到“路径导向”的转型。在解释规则方面，应基于范式性强弱调整语义位阶，增强刑法规范的回应性；应注重解释的外部性，将技术中立与刑事政策因素纳入解释过程；应采主体间性的解释模式，确保平台及用户充分参与刑事诉讼。     

小议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之路

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全国上下普遍关注、倾力探索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了"十二五"规划。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也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本文试图从社会治理的理论保障、建设目标和切入点,探讨一下在法治保障下的社会治理之路。     

论依法执政的实现途径

实现依法执政应从观念、法制、体制和机制四方面创新入手。观念创新即实现观念上的五大转变: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从权力至上人情至上向法律至上转变、从泛道德主义向德法并举转变、从国家本位观向人民本位观转变。法制创新:实现国家权力资源的配置法制化、党的执政权及其行使程序法制化、党执政活动的监督法制化以及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体制创新: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理顺和创新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和健全权力分离机制、监督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道德推动机制、执政党社会双轨推动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给付新发展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管理改革的"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方式的多样化、管理程序的民主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对我国行政给付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行政给付已经不能简单定位于行政救助或者行政物质帮助,而是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变。我国目前的行政给付制度在主体、方式、程序等方面均需要有所突破,给付主体要实现从行政主体到多元社会主体的转变、给付方式要实现从行政行为方式到公私结合方式的转变,给付程序要实现从行政主导到公众参与的转变。     

计划生育制度变革与法治化

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已经走过了从纯粹的政策主导到形式法治的历程,而实质法治进程亦已开始.要满足实质法治的要求,就必须改变对"计划"的理解,实现政策工具和法律机制的转变:一方面,计划的属性应由指令性转变为指导性;另一方面,计划的主体应由国家转变为以家庭为主.在这种转变方向上,应进一步从逐步取消硬性规定、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和行政处分机制、重视普惠制社会保障机制、发展特惠性的奖励扶助措施和修改相关宪法、法律条文等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组织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并因审批登记的部分放开而实现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在内在机理上,社会组织的成长植根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多元化流动、受益于权力和权利的相互转化、社会民生的内在诉求和国家向社会回归总体趋势的驱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型权力制约机制,促进了法律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发展,推进了从社会组织自治到社会自治的进程,并最终发展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治理模式。     

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问题】社区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然而真正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情形并不多见。纵观上海梅村30年治理变迁,其从效果不彰转向治理成功,论文将这种转变视作有组织的合作行动所致,进而探究社区治理中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方法】通过5年非连续时间对梅村治理实践及变迁进行的长时段观察,以及对各类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个案研究法对梅村治理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上海梅村治理的转型体现出政党激活社会、社会助推治理效能的双向运作机理,促进了社区从治理失败到治理成功的转变。一方面,社区党组织通过规则制定和组织观念塑造,以再组织化机制将原先隐蔽的社会力量激活;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借助党组织搭建的项目化平台,以自组织化机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提升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效能。【贡献】论文批判性地反思了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命题,结合特定社区治理情境提出了“政党激活社会”的本土解释框架;从再组织化和自组织化两个方面阐释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机制,对目前意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学理建构,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提供了创新视角。     

论我国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内涵、意义与机制

我国推进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在于有助于解决我国药品安全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药品监管”到“药品安全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治理目标体现为确保公共利益,治理主体呈多元化,治理结构形成一种平等、合作的治理关系,治理手段是基于协调和参与.并从树立药品风险预防理念、创新多元主体参与制度、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药品风险分担与激励惩戒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建设

在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过程中,科学的公众参与机制必不可少。这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尝试,也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走访调研公众参与现状得出,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是制约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的最主要因素。其中,保障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敢";激励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愿";教育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会";沟通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能";评价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知"。因此,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保障、激励、教育、沟通和评价等机制,是实现公众有序参与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重要保障。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彰显信访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

当前,既是我国发展中的“黄金机遇期”,又是我国发展中的“矛盾凸显期”,信访工作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时期,做好信访工作有利于创新符合和谐社会构建要求的利益表达机制、社会管理体制、社会运行机制、群众工作方法,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为此,要实现信访观念的创新,树立为民观念、畅通信访渠道;要实现信访体制的创新,建立“大信访”、完善“责任制”;要实现工作机制的创新,实现标本兼治,完善信访功能;要实现信访方法的创新,注重情理兼顾、突出依法办访。     

论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政策变革与创新

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政策的变革与创新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农村教育政策创新主要表现在:重新明确农村教育的重要作用与地位、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的管理体制、建立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新机制、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新战略等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要求农村教育有着新的发展,这也要求教育政策继续创新.创新农村教育政策需要新思维、新视野.     

刑事强制医疗客观要件的反思与重构

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包括行为条件和侵害法益条件两方面。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不仅存在放任精神病人继续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风险,而且还存在不规范适用的情况。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自身具有不合理性,只有改革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才能够化解风险、规范司法适用。不限制危害行为和侵害法益是国外强制医疗客观要件的普遍模式。我国应当将"实施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作为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同时有必要丰富强制医疗的执行方式,在住院治疗之外,增加门诊治疗。     

亲属作证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及启示

在众多关于"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的讨论中,通过历史的方法,研究作为亲属作证制度的"元叙事"及其后的流变状况,尤其是该流变可予今天的启示等,无疑可为该制度的研究疏通新的进路。通过自清末至民国有关亲属作证制度立法的梳理,可以明了该制度依存的理论由传统向现代渐进变革的轨迹,以及制度系统自身的新旧犀杂,即趋新的制度与固有的理念之间的交缠。而深究其内在缘由,不难发现,亲属作证制度的演变不仅关涉权利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而且,社会结构、国家性质乃至植基于国家与社会之上的相关理念的嬗变,都是促成权利理论及观念渐次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从制度创新看公务员法的社会效应

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公务员管理史上的重大创新,它无疑会使我国公务员管理全面规范化和法制化。文章从分类制度、更新制度、引入制度、管理制度以及提高公务员主动性的制度等五个角度解读公务员法的创新。在分析制度缺失的基础上,从公务员权益保障、公共精神塑造、公务员管理的开放性和公务员能力的提高等四个维度展望了公务员法的社会效应。     

论《行政强制法（草案）》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在所有行政权力中,最具侵犯性、对公民人权和法人权利威胁最大的就是行政强制权。就国内的现状,过去和现在最不受约束的就是行政强制权的滥用。《行政强制法(草案)》的出台,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范政府行政强制行为,彰显了“法治”性,“契约”性和“人本”性的价值取向。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德法结合、“五治”融合、“未来社区”建设等内生型治理思想与实践,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     

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基本理论探究——以对权力属性的分析为起点

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的行使也不可避免,但在地方权力行使的同时我们对这种权力的属性却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关系很难理清,进而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就具有某种盲目性。在我国,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一样都是在统治权力的权属与权能分离过程中治理权力行使的体现,只是两者的分工不同而已。为了使人民更好地行使统治权力,必须合理地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这种权力配置在静态上要求职权法定;同时,由于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这种权力配置还要求动态的权能配置的法治化和权力行使的正当化。因此,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应然状态就是通过静态的权限划分和动态的权能配置实现权力行使所指向的特定目的,而不至于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     

“和为贵”语境下我国刑罚制度的创新

任何制度创新均为着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发展,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刑罚制度创新的开放、轻缓的趋势需在我国有其存在发挥效能的社会基础条件.我国本土法律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民间法)所体现的刑罚谦抑、重视民意具有化解冲突的正功能,是我国实行社会服务刑和社区矫正等替代刑措施乃至恢复性司法的基础条件,问题在于如何将民间法纳入国家法律系统中,使之成为"法律控制下的民间法".为减少"和为贵"传统思想影响下的负功能,应在刑罚制度创新中确立其适用条件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