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视域中的乡村治理优化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优化乡村治理体制.优化乡村治理体制的路径主要包括理顺县、乡、村之间的权力关系,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乡村社会自治自律等五个方面.     

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

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国家行政管制和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政治格局.按照制度文本上的规定,乡镇政府是农村最低一级政权,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二者之间是"指导-协助"关系.然而,现实中乡村关系却存在着失范乃至冲突的一面.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对乡村关系现状的分析,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了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文章认为,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过度干预、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的主要难题;乡村关系失范的宏观体制根源,主要包括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压力型行政体制、权力与利益的自我膨胀性、制度供给的短缺、现行的财税制度、党政美系等六个方面.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研究——基于陕西省C镇的案例分析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是乡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乡村“剩余事务”的吸纳者和基层群众参与的组织者。调研发现,乡镇政府角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被动缺位”和“主动越位”的错位现象,且这两种错位具有同源性,即都是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下乡镇政府的策略式选择,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逻辑的复归和科层制逻辑的式微,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互促机制的缺失,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错配等。这亟需从村民、乡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三个层面“增能”与“赋能”相结合,推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正位,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乡村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乡镇政府行政权力运作的实证分析

镇政府权力运作的状况不仅影响到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广大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地位与影响可见一斑。本文正是从行政管理学中行政权力的角度出发，运用实证考察与理论分析的方法，选取我国中部地区的河南省许昌县X乡为考察对象，对我国目前乡镇政府行政权力运作及政府的行政绩效进行考察，并对其成因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和思考。一、实证考察河南省许昌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居民７０万人。X乡位于许昌县境内北部偏东，２０００年统计辖３１个行政村，１９６个村民小组，１２０００户，５１５８５人。X乡政府辖有２７个…     

村民自治的困难及实质——基于权力与权利因素的分析

村民自治权是村民享有的一项自治权利,是在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实践中,村民自治由于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行政权力和社会层面的乡土社会权力干预,村民的自治权利常常得不到有效保障。造成村民自治困难的实质在于权力过度扩张与权利保障不足。     

乡村博弈与农村社会管理的科学化

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改变了计划体制下的乡镇——乡村权力结构，影响到党和国家政策在乡村的贯彻和落实。在社会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利益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利益协调为基础，理顺乡镇——乡村权力关系，巩固党执政的基层基础，是激发社会活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条件。     

“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变化,并揭示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数目繁多的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不同乡村治理组织的组织叠加、角色叠加、职权叠加、规则叠加和利益叠加,造成多重权力的叠加覆盖、多重权力边界不清和定位不明,最终形成乡村治理的"权力过密化"趋势。"权力过密化"导致权力的边际效用递减,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乡村治理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逐步造成"权力内卷化"、治理成本增加、组织替代和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和村民参与不足等各种制度性效应。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性改革、精简行政层级、壮大乡村产业和人才、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才能走向"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     

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

乡村政治研究一直是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由村民自治所开启的中国乡村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的博弈。文章将村民自治看作一个突生的制度变量,从农民个体这一微观层面出发,探讨这些个体行动的聚合所形塑出的家族关系、社区关系及村落社区的政治或权力结构,以企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国家、村落、村民之间的关系格局。     

论社会权力的存在和实现

本文从分析权力这一法律范畴入手,揭示法律权力与习惯权力的二元存在是人类社会进入法律社会后的必然社会现象,而以习惯权力为主要存在方式的社会权力,其存在具有必然性。在法治社会中,社会权力通过人民的斗争,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逐渐从习惯权力向法律权力转化,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制约和共同治理社会的良性制衡关系,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社会权力的实现形式。     

权利下乡: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根本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行政下乡”等过程，完成了国家的“权力下乡”的任务；当前的乡村社会发展，需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促进乡村社会的自我发育，推进“权利下乡”是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推进“权利下乡”需要合理界定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边界、树立合理公正的执政理念、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     

平等地接受教育：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

权利有三种存在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在我国现阶段,教育平等权已由"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但教育平等的现实状况与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学习机会权和学习条件权的不平等.为了保证公民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国家作为教育平等权的义务承担者,应当通过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尽快地使这项基本权利从"法定权利"上升到"实有权利".     

论人的社会权力

权力的本质是对社会活动的支配力。在社会活动中，获得权力的方式通常有三种基本类型。公共权力与公共权力执行人是社会生活的必需，有效制约和激励最高权力执行人是让公共权力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根本手段。个人权力只能在社会秩序内合理体现。对付公权腐败，一是建立打击力量，二是教育，三是防范，四是有效打击。     

试论无限防卫权

一、无限防卫权的历史演变防卫权是由人类的防卫本能逐步发展而来的一项法律上的权力。正当防卫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历史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复仇状态的无节制行为朝着合乎人类理性和社会需要的有限制法律行为的转变。正当防卫权,从目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对正当防卫的普遍规定来看,它是一种权利行为,是国家为保护合法权益免受紧迫不正当的侵害,通过法律授予公民的一种权利,是鼓励和保障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     

利益、法律与权利

利益是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法律的产生与利益分化密切相关,利益格局的变化促进法律的变化。社会中人们利益的一致性和矛盾性为法律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也决定了法律的功能。法律明确各种利益的界限,控制利益冲突,保证人们获取利益而又可以付出最小代价。法律不仅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且要平衡社会各种利益。法律不是利益格局的被动映照,而是通过创设制度与程序能动地影响利益分配。利益是权利的基础、内容和目的,但是权利不同于利益,高于利益。     

关于保障党员权利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正式公布,对于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证党的兴旺发达,具有制度保证与巩固基础的作用。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继承与发展相统一,广泛性与重点性相统一,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内容落到实处,真正保障党员的权利。     

隐私权的权利基础

隐私权作为民法或宪法上的权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随着隐私权维权意识日渐深入人心以及严重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大量出现，隐私权在渐渐被纳入各国或地区刑事法律调整范围。对隐私权权利基础的探讨也就成为法学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自主性人格尊严是隐私权的人性基础，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是隐私权的法哲学基础，科技与隐私权的关联是隐私权的科技哲学基础。     

了解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协调

了解权与隐私权都属于公民个人而非国家机关的权利,首先体现为一定的精神利益。隐私权是一种静态的、消极的、阻碍他人获取信息的权利;而了解权则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权利。     

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几点思考

本文提出三点看法：一是通常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7个“统一”为例，说明王明坚持右倾主张，但实际有误。二是王明右倾错误，主要不是在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存在认识方面的错误），而是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他不能坚持原则，应对乏力，表现右倾。三是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最大错误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这是王明抗战初期错误的主要问题，也是其犯错误的根源。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     

民本:在境界和权利之间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相关人权理念,集中表现在以民为贵的“民本”关照。儒家思想的民本阐释实质上是通过某种道德境界的倾好而实现预设的等级准则。这种在客观上造成的民本价值的有限提升,由于其缺乏基本的权利向度而最终不能具备人权对主体人的资格肯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