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职能的法律分析

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政府的自利性、产权界定不清、法律规定不明。政府职能在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上是有所不同的,在公益性拆迁中,政府和被拆迁人是行政管理关系,和拆迁人是行政合同关系;在商业性拆迁中,应全面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地位中立,只行使监管职能即可。     

我国上位法与下位法内容相关性实证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立法体制下,除宪法和一些基本法律外,同一主题的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大量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实际起作用的是哪一层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值得探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制度为2011年新建立的制度,以此为对象分析上位法与下位法内容相关性,颇具典型性。基于现有数据,在形式上分析立法结构,在内容上把上位法与下位法的法律文本从征收主体、征收范围、征收程序、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强拆规定和法律责任等进行解构对比,发现:下位法重复立法现象严重;上位法被严重架空;无立法权的地方政府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客观上与有立法权的地方立法具有同一的效力;有立法权限的省级立法不太活跃;实际起作用的是市、县级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地方立法的乱象亟待规范。     

析《物权法》对被拆迁人不动产权利的保护——兼论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

《物权法》中虽然包含对房屋所有权保护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要想依据该规定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是不够的,还必须完善其他相关立法。主要措施是要完善征收立法、明确公共利益的界限、区分公共利益性质的拆迁和商业性拆迁、弱化政府在商业性拆迁中的地位。同时,要对作为拆迁直接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修改。     

《物权法》对商业性拆迁规定的缺失及立法完善——基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

<物权法>对城市房屋拆迁做出了规定,但是对被拆迁人的保护并不够充分,未对商业性拆迁加以明确规定,应在充分界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规范政府在商业性拆迁中的作用,细化补偿问题,完善征收程序.新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作为拆迁的直接依据,较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所进步;但仍未能对拆迁及补偿问题做出完善具体的...     

试论公益性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与拆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城市房屋拆迁行为从拆迁的目的及用途方面可以分为公益性的房屋拆迁和经营性的房屋拆迁.在公益性的房屋拆迁中.政府与拆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历来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两者之间是行政委托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是行政合同关系.通过对两种类型的法律关系进行比较及系统分析后,笔者认为,公益性的房屋拆迁中政府与拆迁人之间应为行政合同法律关系.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性质之定位

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仅存在若干内容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而且模糊了房屋拆迁的法律性质。政府一方面实际主导着拆迁,另一方面又不承担拆迁人应有的法律义务。政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含混不清,是造成被拆迁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法律原因。法律修改的首要问题在于理顺拆迁法律关系,明确房屋拆迁的行政征收性质,依此对房屋拆迁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配置。政府作为行政征收人直接承担对被拆迁人履行拆迁程序、拆迁补偿等方面的义务。     

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模式的选择

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有"先制定上位法,后制定下位法"与"先制定下位法,后制定上位法"两种立法模式。由《社区矫正法》的法律内容的探索性决定,由当代中国社区矫正的发展逻辑决定,由社区矫正的社会属性决定,由社区矫正法的法律属性决定,社区矫正立法宜采纳"先制定下位法,后制定上位法"的立法模式,先推动地方层面上的立法、部门层面上的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完成国家层面上的立法。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问题与对策——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角度解析

本文从分析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概念和种类入手,在厘清公益拆迁和非公益拆迁的界限的基础上,将城市房屋拆迁分为拆迁许可、补偿安置和强制执行三个环节分别论述,进而阐明了城市房屋拆迁在诸环节中现存的问题,并试图通过立法制度的完善、政府转变角色和司法审查范围的扩大等方面,探索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解决的新途径.     

由城市房屋拆迁中“钉子户”现象引发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现今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中,房屋拆迁中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成为我国当今社会的热点、焦点和难点。本文从城市房屋拆迁中"钉子户"切入,围绕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属性,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标准及程序问题,以及个人权利行使与公共利益的矛盾解决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相信这些关于"钉子户"表象之后的深入思考将对推动拆迁问题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房屋拆迁中政府的法律定位与职责——兼对拆迁各主体间法律关系的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按照被拆迁土地用途不同,分为"公共利益"拆迁和"商业利益"拆迁,两者法律关系存在本质区别。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代表人,在该两种拆迁中的职权也因此不同。相关拆迁条例对政府职权只作了统一的概括性规定、而未加以区别对待。为确切界定政府定位和职权,有必要明确区分不同拆迁性质、对其各自法律关系进行梳理,解决立法在此问题上的缺陷。这将有助于政府更好履行职责、有效解决城市房屋拆迁问题。     

“小产权房”面临的法律难题及其破解

"小产权房"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社会现象,然而其在建设及交易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法律上的难题。这些难题表明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置,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亦不健全。要破解这些法律难题,应当赋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完全用益物权效力,构建城乡平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创新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制度,确保所有权权能的实现;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禁止为"商业利益"而征收;构建科学的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同时政府应当让利于民。     

从法律角度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变迁路径及土地制度安排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property rights of lan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legal frameworks governing land institutions and that of the rights embodied, it traces ou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tenure changes during the pre-reform era (pre-1978) and post-reform era (post-1978). Analysis shows that after thirty years of opening up and orientation towards a market economy, there is still a wide divergence of righ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and tenure. Quasi-leasehold system of urban land tenure, accompanied by relatively well-established titling and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as well as an open market for transa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contrast, although the rural land contracting system has endowed farmers with thirty years of agricultural land usufruct rights and attempts to strengthen farmers’ tenure security have been made progressively over the years, farmers are yet not enjoying the full bundles of land rights. Imminent reforms in rural land tenure includes, but not restricted to, the following crucial areas: Farmers’ right to mortgage their land, a well-functioning land market, well-defined and just causes for land requisition written in law, a clear delineation of the different roles and rights of th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farmers.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社会风险问题研究

农地非农化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地对失地农民进行妥善安置,使其适应城市社会生活,就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并完善我国征地制度,妥善协调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关系,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等途径来构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长效机制,规避农地非农化所带来多种社会风险。     

国外城市土地利用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国外城市土地利用制度有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做法 ,如区划法、土地征用制度、土地交易管制制度、住房金融制度等 ,我国城市政府应加以借鉴 ,并进一步强化有关职能作用。     

简论入世后中国外资并购的立法应对

外资并购将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需要重视和研究入世后我国的外资并购，并作出立法应对。近年来，我国外资并购的迅猛发展得益于相关立法的支持。适应外资并购的发展，需要对外资并购运作方式及相关事项作出立法规范。我国外资并购中涉及的反垄断调控，急需有法可依。入世后，WTO规则涉及外资并购的重要事项，要求事先存在相关的立法，需要国内立法的及时补缺。     

对土地征用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土地征用公共利益是前提,行政职能是手段,但我国的土地征用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农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要建构我国科学合理的土地征用制度,就必须严格准确地界定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范围,完善土地征用的程序和建立健全公平的补偿机制。     

论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界定及相关制度重构

本文从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现状与问题着手,对我国土地征用制度进行了相关制度评价。同时,笔者对公共利益进行了一般解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国(地区)的立法规定,对我国目前土地征用中的公共利益进行了界定。进而,试图在这一指引下,对我国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进行相应改革和完善。     

论我国土地刑法规范的缺陷及其完善

现行土地刑法规范存在立法目的以保护人类利益为中心,刑事法网不严密,以及个罪犯罪主体设定不合理、入罪门槛过高、司法认定困难等缺陷,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应予调整、完善。刑法应承认环境权益的独立性,并将其视为与人类利益并重的法益加以保护;还应对现有罪名的犯罪构成作相关修正。建议增设违规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征收不动产罪、破坏土地质量罪等3个新罪名,以弥补刑法保护的漏洞。     

关于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的宪法比较

在公民的基本人权中,财产权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对财产权的尊重构成了宪法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对财产进行征收征用的规定当然也成为许多国家宪法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世界相关国家宪法关于财产征收征用的公共目的、正当程序、补偿及救济等主要内容的分析,结合我国特殊的土地权利市场,指出要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实现征地的合理性和公平性,首先必须在宪法层面完善土地征收征用条款,解决宪法框架内征地制度法律设计的内在冲突.     

改革我国拆迁补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为了落实《物权法》关于征地拆迁与不动产物权保护的立法精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授权下,国务院开始了新的拆迁条例的立法工作。而在拆迁立法中,拆迁补偿无疑是被拆迁人关注的焦点,新的立法要拿出让被拆迁人普遍接受的补偿方案,就必须彻底改革现行的补偿制度,改革的内容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拆迁补偿制度、建立房地统一的拆迁补偿制度、建立完全市场化的估价制度、实行拆迁补偿裁决的司法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