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概念辨析

“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是两个在内涵与外延上既有交叉又不完全重合的概念或学科 ,所以有时交换使用、通用 ;有时并列使用。在实际使用中由于人们理解上的含混和不一致 ,给研究、交流和学科建设等带来诸多不便。本文旨在对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剖析。     

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思考

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有四个基本来源,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国外国际政治理论的引进与吸收、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扬光大、当代独立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衡量必以后二者为标识。本文在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概述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中国特色与中国学派的建构历程。笔者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出现了哲学路线、外交史路线、政治思想史路线、国际关系理论路线等四种探索路径。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根基尚不坚实,研究缺乏原创性、科学性、独立性,还未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理论话语体系。面向未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需要密切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即确立中国重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实现独立的理论创新,为建构更有解释力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做出贡献。     

“自然状态”学说的混合性及其对国际政治思想的影响

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虽然差异明显, 但同时又具有内在的混合性 特征, 这不仅从宏观意义上塑造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种国际政治思想流派的基本风 格, 而且也对其具体理论形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集中体现在均势理论、国际社会和国际机 制理论以及全球治理理论中。因此, 从比较“自然状态”学说这一思想史角度考察这些理论的异同 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     

思潮、理论、政策: 冷战后主流国际政治研究的新动向

冷战后主流国际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在思潮方面主要有“ 共产主义失败 论” 、“ 历史终结论” 、“ 文明冲突论” 、“ 民主和平论” 、“ 第三条道路” 、“ 主权理论” ; 在理论研究方面主 要有“ 建构主义理论” 、“ 后现代主义” 、“ 全球治理理论” 、“ 国际社会理论” 、“ 国际机制论” 、“ 多边主 义” 、“ 现实主义” 、“ 世界秩序新论” ; 在政策方面主要有“ 人权外交” 、“ 新干涉主义” 、“ 单边主义” 。这 些不同方面揭示了各自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三者间的相互关系, 预示着未来国际政治研究的 发展趋势 。     

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概念探析

政治影响力概念的提出, 不是对权力政治的简单否定, 而是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视 野对国际政治关系的重新解读。政治影响力因其不具有强制性, 因而更能正确反映当今国际政治 体系中各行为主体间相互依存的特点, 应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在影响与相互影响的国际政治 体系中, 政治影响力在各行为主体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同时, 政治影响力的追求受到政治资源、 国际道义、国际关系模式等因素的制约, 每一个行为主体只有合理而有效地追求和运用政治影响 力, 才能保持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和谐。     

冷战后中国对东南亚国际政治行为的基本特征

国际政治行为是国际行为主体在特定国际利益基础上,围绕着国际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国际政治权利的获得和实现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它主要包括:国际政治参与、国际政治斗争,国际治理等。中国对东南亚诸国的国际政治行为呈现如下特征:总体政治行为以体制内参与为主,少有大的冲突;国际政治参与的通道初步建立,但制度与机制体系尚需完善;区域治理已初见成效,但范围与深度仍需拓展;政治行为主体正趋向多元化;行为动机的建构主义特征增强;国际政治行为更加强调独立自主和以国际法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     

从非实体性到实体化 ———对丰富沃尔兹结构理论的几点建议

沃尔兹以科学实在论为基础, 创建了真正的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然而, 也正是沃尔 兹对其核心概念“结构”的界定剥离了太多实体的东西, 过于简化、抽象, 使其广受非议, 并阻碍了 国际政治结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而, 国际政治结构理论的出路在于, 在继承其基本的结构主义 方法的基础上丰富国际结构的实体化内涵     

伊拉克战争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

本文以当前的伊拉克战争为案例 ,从梳理冷战后美国战略家的认识入手 ,对当今世界政治主要矛盾进行了初步论证。认为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 ,谈论“世界政治”比“国际政治”更有意义。由于世界政治包含“国际政治”和“超国际政治”两个范畴 ,因此当今世界是两对主要政治矛盾并存。一对是传统国际政治范畴里的称霸与反霸 (或单极与多极 )的矛盾 ,矛盾双方分别是美国与多强 ;另一对是超国际政治范畴里的各国联合应对全球性难题的矛盾 ,当前主要集中在恐怖与反恐这对矛盾上。伊拉克战争使两对矛盾空前激化并相互重叠 ,导致世界战略格局出现强力颠簸。在这两对矛盾中 ,中国都不是焦点 ,这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得以保持的根本前提     

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

国内学者已就“负责任大国”和“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国际责任”的不同认定来源及其基本属性，尤其是广义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责任”应成为自我定义及他方定义“国际责任”的主要依据。鉴于“国际责任”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和矛盾的概念，我们应慎重使用“负责任大国”、“大国责任”及“国际责任”等概念。相比之下，采用“国际贡献”和“国际共同责任”等说法更为恰当。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试析“9·11”十年国际政治新变化

“9·11”以来的10年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以及国际政治的观念层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9·11”后10年间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变化有其固有的内在逻辑,但“9·11事件”无疑深刻影响了其变化速度与方向。本文着重探讨“9·11事件”10年来国际政治的变化内容、特点及其根源,尤其着重分析这种变化与“9·11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认为“9·11事件”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冲击力要超过朝战、越战、海湾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等,堪与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等20世纪重大事件相提并论。     

“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

“熊通困境”是指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家,因“异质身份”而面临现行国际体系强烈敌意、因实力相对增长而受到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权势压制的双重难题。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楚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特定国家与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大不相同的国际政治身份,受到体系敌视、压制的状况,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效应。而此类国家实力增长及由此导致的权势对比变动,较一般崛起国家而言,往往将激发起现有体系内更为强大甚至远超常规的敌对性反应。崛起国家突破“熊通困境”存在两种方式与效应皆有所不同的路径：一是主要通过武力强制,力求最终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乃至最终爆发大国间战争;二是致力于推动促进现有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长期的、连贯的、灵活的、坚定的非军事与军事手段的战略组合运用。当前,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对中国施加愈发强大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与之“对立”的“他者”,并对这种国际政治身份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显著敌意。笃行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中国,突破“熊通困境”的主要战略路径,在于逐步构建并推广新的国际体系“身份共识”,为此需要以改变他国意图和行为为目标,需要付出较长时间的努力、采取灵活的方式以及抱定锲而不舍之态度。     

浅谈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制度治理实践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发展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现 ,使得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全球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它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 ,更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论述了全球治理兴起的原因 ,并引入国际制度的概念对这一全球治理途径进行了阐述 ,最后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一个整体评价     

“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东亚”学术研讨综述

东亚国际体系是否以及如何转型？中国和东亚各国正在形成何种互动关系？东亚共同体的前景如何？为了弄清这些足以影响当今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2011年10月22—2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了主题为“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冷战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nvernmental Organization,INGO）迅猛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增多,更表现为其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影响增强。1997、1999年“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与“无国界医生”组织荣获这两个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2001年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策划的“9·11”事件更令世界震惊。     

普京的国际政治观与俄罗斯国际战略

国际战略的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国际政治观。而不同的决策者因为其国际政治观的差别 ,对同样的存在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判断 ,并最终形成截然不同的政策倾向。普京的国际政治观对俄罗斯国际战略的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俄罗斯“主动融入”战略与“全方位多元外交”战略的确立与实施 ,一方面突出反映了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现实要求 ,另一方面也是普京务实的国际政治观的具体体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英文刊物)

英文刊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于2005年12月12日正式创刊发行。这是外交部主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并向国内外正式公开发行的我国首份,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份外交和国际政治类英文学术刊物。本刊重点探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安全与全球战略中的热点问题,追求严肃扎实的学风,反映最新学术研究进展,是学术界、研究机构     

“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的有效性与限度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存在周期性规律, 新现实主义更是认定在国际 政治周期性规律的作用下,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霸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 这一“规律”有其适用的范围与条件, 因而有一定的限度。对国际政治权势转换及其后果的 研究应保持理论的开放性空间, 而在现实国际政治中,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将消解这种“规律” , 从而 使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呈现新的前景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

“权力转移”理论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研究视角, 认为权力转移是引起大国冲突的 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其实, 在国际体系中, 大国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 因而权力转移也是 一个客观的现象, 它能否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新崛起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国际 战略密切相关。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 争取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以“中国道 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伴生“中国威胁”。     

试论传统建构主义在国际政治学中的异军突起

建构主义是二战后国际政治学界继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出现的第三个重要理论丰碑。在 建构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温特对加强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起到了显著作用。传统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包 括: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理念主义的本体论、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传统建构主义不仅是一种体系理论, 也是一种 身份政治理论、学习进化理论。传统建构主义对国际政治学产生的实际效果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传统建构主义在 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缺失, 大大限制了它对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