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动力机制:内涵、理论依据及构建思路

反腐败动力机制,是指执政党在惩治和预防腐败过程中有机整合各种内外部要素、有效利用和开发反腐败动力资源的运行机理.关于反腐败的主体动力问题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论"思想是现代民主社会反腐败的基本理论依据.要正视执政党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从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出发.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逐步探索一条依靠群众而又不搞群众运动的新路子.     

关于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败教育战略

为了有效地反腐败,香港廉政公署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执行、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的战略,而教育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香港廉政公署反腐败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宣传廉政公署的反腐败职能,提高社会民众关于反腐败的知识,动员社会民众参与反腐败,通过营造社会大环境增加腐败者的成本.香港廉政公署通过实施反腐败教育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社会民众对腐败有了基本认识,对腐败的容忍度日益降低,支持反腐败的大众文化初步形成.香港廉政公署反腐败教育战略,为我国的反腐败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形势与对策分析

反腐败斗争形势是腐败力量与反腐败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的体现。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由形成、巩固和发展压倒性态势转变为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特点既表现为腐败力量的客观存在性,又表现为反腐败力量的高度组织性和人民性、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特点。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虽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并具有众多表现形式,其主要根源来自基本原因、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三个方面。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体制机制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要举措,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反腐败实践中要打通三者的内在联系,一体推进。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比较

一、三代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不同历史特点（一）毛泽东: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群众运动的急风骤雨方式反腐败。毛泽东基于对历史唯物论的深刻理解和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启示,一贯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力量。毛泽东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意图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反腐倡廉也不例外。五十年代的“三反”及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反腐败的典型;甚至象“文革”这样完全错误的政治运动,也不能说同毛泽东反腐败的思想没有关系,也不能说没…     

“零容忍”反腐败的问题基模构建及实施对策

频发的腐败现象反映出新时期腐败的一些特点及其生成机理,只有实施"零容忍",才能实现"零腐败"。当前,在我国推行"零容忍"反腐败具有可行性,但也会存在"零容忍"反腐败的目标侵蚀、舍本逐末和饮鸩止渴问题。解决推行"零容忍"反腐败问题的出路在于:坚定对腐败"零容忍"的目标;加强政府反腐防腐能力建设;构建政府、公民、社会参与与合作的零容忍反腐败系统。     

十八大之后的腐败形势:三个维度的评价

人们在评价腐败形势时往往将测量腐败与测量反腐败的指标相混合,造成认识上的混乱。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腐败测量框架,指出对腐败形势应该从腐败程度、反腐败强度和腐败风险三个维度分别进行评价。在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倡廉建设举措和成效的基础上,本文应用这一框架评价中国当前的腐败形势:总体来说反腐败强度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加大惩治力度、强化党内监督和完善党规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腐败程度明显降低,但腐败现象仍具有集团性、日常性、顽固性的特点,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风险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水平,反腐败斗争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转型社会的腐败演变"倒U字"形曲线拐点正在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市“一把手”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142个市“一把手”腐败案例分析

本报告收集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一把手"岗位上腐败的142个案例,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定量数理统计与定性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这些"一把手"的基本信息、腐败领域、腐败状况等进行分析,来观察其腐败状况、特征及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一把手"腐败涉案时间跨度和潜伏期长、涉案金额大,区域相对集中;受贿是主要腐败方式;经济上插手房地产、企业经营、工程项目,政治上买官卖官,生活上包养情妇是较为集中的三大腐败领域;边腐边提、带病上岗现象突出;家人涉案、窝案串案较多。这表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本文探讨了"一把手"腐败根源,提出了治理"一把手"腐败的机制对策。     

长征途中的“红军票”

1934年10月,据守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因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中革军委等中枢机关也随军行动。     

六中全会: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历史性转变

正一、运动式反腐难以撼动腐败发生的制度性基础(一)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基本判断判断一:大规模运动式反腐,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但并没有真正动摇腐败产生的根基。十八大后中央开启反腐运动,是从反"四风"转作风切入的,随后就不断查处腐败案件,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到现在,落马的高官有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被查处的党员干部超过一百多万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反腐败国际追赃资产分享的必要性分析

腐败资产分享原则为国际上基本接受。从国际法依据上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具有支持资产分享的倾向性。而腐败资产中"反腐败收益"的部分可以成为资产分享的基础。从促进有关国家参与反腐败合作的积极性来看,则资产分享具有必要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资产分享可以使我国在反腐败方面获得益处。     

扬汤止沸:韩国现代化中的早期反腐败--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反腐败问题研究之一

现代化过程为腐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大量机会.韩国现代化的过程既伴随着腐败的不断滋生,也伴随着持续不断地反腐败.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反腐败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其中的第一阶段,即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反腐败特点可概括为"扬汤止沸".政府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辅之强有力的反腐败惩罚措施,遏制住了腐败的泛滥,使现代化得以持续推进.     

科技手段服务反腐倡廉建设之探究

时代的发展为反腐倡廉建设带来了崭新的机遇与挑战,“科技反腐”在实现权力制约与监督、动态监控、政务信息公开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优势,日渐成为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开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中,“科技反腐”的具体应用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通过财政合理投入、政务公开、预防体系构建、制度法规宣传等多种方式才能克服其弊端发挥其优势,将“科技反腐”的作用落到实处,使其真正服务于反腐倡廉工作。     

罗马尼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其治理

罗马尼亚长期以来一直受腐败问题的困扰,尤其是在行政、司法及医疗领域。为此,罗马尼亚政府在立法和机构设置上都采取了一些治理腐败的措施。但是,反腐败的政策和法规得不到落实、政府反腐败意志不够坚定以及有罪判决率低等多种因素制约了罗马尼亚政府的反腐败工作,致使其长期停滞不前。理性地分析罗马尼亚转型期显现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借鉴意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详细规定了反腐败的预防机制、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合作机制以及资产的追回机制,对我国反腐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通过建立预防性反腐败机构,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利益冲突避免机制,做好政务公开,提高反腐工作的社会参与度等措施加强对腐败的预防;通过修订和完善刑法,完善证人制度和加大制裁力度等措施确保腐败犯罪分子受到与其所犯罪行严重性相当的制裁;通过加强金融监管,落实金融实名制和加大对洗钱与窝赃的打击力度等措施降低腐败收益;通过订立双边或多边协定加强国际合作,做好对犯罪分子的引渡工作和犯罪所得的追回工作。     

我国亟待出台防止利益冲突法

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国家滋生腐败的主要根源。防止利益冲突法是国家为了避免公职人员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从而厘清公权与私利的界限，保证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法律规范；它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基础性法律制度。我国出台防止利益冲突法是解决现行防腐败制度不尽人意问题的必然选择，是遏制当前腐败易发多发势头的必要举措，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它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恢复我国的国际形象，也是我国政府的国际义务。     

微博倒逼制度化反腐的成因及出路

微博反腐正成为自媒体时代中国反腐进程中方兴未艾的现象。微博反腐具有显著的正能量,它借助于焦点事件这种非制度化途径,起到倒逼政府介入腐败案件查处的功效,从而加速体制内反腐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进程。微博反腐的倒逼机理在于,它把以前只是由反腐机构与当事人掌握的不对称"内部信息",通过微博这种自媒体发酵为路人皆知的"外部信息",从而实现了反腐机构、当事人与社会公众间的信息相对对称。在腐败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体制内反腐的工作重心将逐步从对焦点案件的被动查处,转变为对制度化反腐方略的主动探求。未来的廉政制度化建设应着力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国家廉政制度设计中制度短缺与制度剩余的并存悖论;二是既有廉政制度实际执行力不足导致的"制度软约束"现象;三是选择性反腐的合法性危机。     

网络反腐及其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网络反腐包括民间网络反腐和官方网络反腐两种类型。民间网络反腐是广大网民借助于互联网,利用博客、微博、网络论坛、QQ群、网站新闻的跟帖、手机微信等形式揭露、举报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和政府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活动。官方网络反腐担负着监督执政党组织、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运作公共权力,进行公共管理的各项活动的责任。政务公开则是各级政府开展网络反腐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要实现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的有效衔接,使之真正成为政府纪检、监察等机构反腐败功能强有力的补充。网络反腐更重要的功能应体现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上。     

削弱高校反腐倡廉制度绩效的因素及对策

在制度反腐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偏低的情况,直接体现为高校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制度绩效的视角来看,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偏低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反腐倡廉制度对高校权力制约的不足与外部环境的不良诱惑共同作用降低了制度执行力,进而导致制度功能丧失或低效。因此,要提升反腐倡廉制度绩效需要以体系建设为重点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各项制度,以权力制约为核心增强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以廉洁文化为主题营造反腐倡廉制度运行的良好环境。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及其折射的社会治理理念转向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运动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权力反腐模式、规制反腐模式、综合反腐模式、预防与惩治反腐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有交叉、重合,但主旨及重心大相迥异,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历史情境的需要,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权力反腐模式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权力,其反映的是浓郁的人治色彩。规制反腐模式是依赖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反腐败,其反映的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综合反腐模式是针对权力寻租普遍、腐败逐渐隐蔽、巨大等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反腐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广大民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大幅提升。预防与惩治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强调惩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立足于反腐败的同时更强调廉政建设,这一模式要求对权力深度限制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