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调解中的法官修辞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简

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司法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言辞说服艺术的调解,离不开修辞技巧的使用。法官在司法调解中合理使用各种修辞方法,既能够有效说服当事人顺利接受调解结果,又能够有效执行法院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但法官掌握调解和修辞技巧的能力,只是影响纠纷能否有效解决的一方面因素,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法官运用修辞调解纠纷的主观姿态。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法官人格,确保每个法官都能秉承善意运用修辞调解纠纷,才能真正有助干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司法调解中的法官修辞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司法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言辞说服艺术的调解,离不开修辞技巧的使用。法官在司法调解中合理使用各种修辞方法,既能够有效说服当事人顺利接受调解结果,又能够有效执行法院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但法官掌握调解和修辞技巧的能力,只是影响纠纷能否有效解决的一方面因素,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法官运用修辞调解纠纷的主观姿态。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法官人格,确保每个法官都能秉承善意运用修辞调解纠纷,才能真正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司法判决说服性的修辞学审视——围绕听众的初步分析

听众就是说话者在论辩过程中想通过其论辩来影响的人的总称。在佩雷尔曼的修辞学理论中,听众可分为普遍听众、特殊听众和说话者本人。司法判决的听众可以分为法官自身、当事人、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以及关注该案的人。听众是司法判决过程中的旁观者;听众需要被说服,法官需要通过司法判决去说服听众;听众自己也有裁判天平,因而其裁判倾向会形成修正性的民意。司法判决可以从事实层面、法律层面和伦理道德层面去说服听众。     

论裁判文书说理的积极修辞及其限度

裁判文书中运用积极修辞技术进行说理以此达致说服听众的效果,目的在于得出更为合理和更具可接受性的判决。我国裁判文书说理以消极修辞为主,但并不排除积极修辞的运用,司法裁判的情理要求使积极修辞成为必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中对积极修辞技术的运用较少;而地方法院裁判文书中对积极修辞的运用进行了大胆尝试。我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英美法系法官裁判说理的有益方面,注重语言技术知识与司法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同时鼓励法官在说理时引述指导性案例,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促进法官修辞说理的常态化,从而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虽然运用积极修辞技术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情感论证,保持司法领域与社会公众的有效沟通,但是需要给裁判文书说理中的积极修辞设定合理性界限,即逻辑的形式理性限度和可接受的价值理性限度,以防过度修辞或者滥用修辞导致负面影响。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适用

【裁判要旨】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也是一个被有优势证据的一方当事人说服的过程。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必然要对互相排斥的证据依法进行判断,即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持有优势证据、最能说服法官的一方所主张的事实必然得到认定。     

论中国古代判词中的修辞论证

古代中国，判官们在撰写判词时喜欢以文学化的语言叙事和修饰。这是一种修辞论证方式，目的是要说服当事人、说服听众，实现情理法的统一。文学化的修辞论证是古代中国人司法智慧的展示，可以用最低的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定纷止争”的目的。     

从中大案浅析证明责任与法官自由心证

证明责任的核心是说服责任。尽到说服责任意味着完成了证明责任,否则证明责任的承担者需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在现代的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与法官的自由心证对当事人的胜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中大案"为引子分析证明责任与法官自由心证。     

复杂情境下法官释明的必要性

在不偏离中立的前提下,法官应予主动释明,以确保当事人充分地参与到诉讼程序当中。文章试图从法官释明理念的性质定位及制度审视、法官释明具象化的积极效应和法官释明规范化之路径探讨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以期在司法实践中实现当事人获得诉讼地位上的实质平等,尤其是对过于强调司法被动性司法现状的改良方面有些许的帮助。     

曹全来：司法活动不是司法官员的“独角戏”

法官和律师,是现代司法职业共同体的两个基本支柱,一个居中裁判案件,用知识、经验和品德,维护法律的尊严;一个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用精巧的技艺和勤勉的精神,最大限度地争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官和律师,其分工不同,但都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维护者。一个良好的司法体制之中,司法官员和律师能够互相尊重,按照程序正义的法律规则,共同完成司法活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共同塑造司法的公众形象。因此,法官和律师相辅相成,是司法活动车之双轮、鸟之双翼。     

法庭调解语言中的修辞技艺探析——以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思想为线索

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理论认为,修辞是一种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其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发现存在于每一事例中的说服方式。他认为凭借修辞方法和说话人的努力可以达成的说服论证包括三种:运用说话人的品格(ethos)、激发听众的某种情感(pathos)和运用逻辑论证(logos)。亚里士多德这些技术性的说服修辞技巧以及他关于法庭(司法)演说、议事(或政治)演说和展示性(夸耀性)演说的分类,均可创造性地应用于法庭调解实践当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法官的法理认同及裁判说理

司法裁判运用法理说理必不可少。法理说理既是法官自我认同的表现,也是当事人和公众认同裁判所必须的,更是司法裁判在法律框架秩序内回应民意的重要手段。法官运用法理说理,可将法理融于法律方法之中,对得出裁判规范的过程进行解释、考量和论证,使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同时,法理说理应辅以修辞学方法,充分考虑当事人和公众的心灵、情绪和情感因素,以增强裁判的社会认同度和可接受性。     

解决“疑难”案件的法律修辞方法——以交通肇事连环案为研究对象的诠释

疑难案件超出了法律规范的涵摄范围,对它的处理不仅需要法律发现、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还需要一种"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思维方式。法律修辞是在其他法律方法的基础上,依照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和案件的具体语境对当事人等进行的劝导和论辩。它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单一性,通过修辞上的"谋篇布局"着眼于对各方当事人的说服。所以,法律修辞是运用法治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修辞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论证据调查与证明责任的关系

证明责任包括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前者的适用条件是辩论主义和法官阐明义务的行使,后者的适用条件是主要事实真伪不明。证据调查是指法院对证据的取得和审查。从证据调查和主观证明责任的关系方面来说,第一,法院依申请进行的证据调查增强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为当事人履行主观证明责任提供了保障。第二,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减轻了部分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第三,法院依职权对证据的调取和对证据的审查免除了部分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从证据调查和客观证明责任的关系来说,第一,法院通过依申请的证据调查和依职权的证据调查,积极帮助当事人完成举证活动,以发现案件真实。第二,在对证据的审查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证据调查方式,如推定、证明妨碍规则、司法知悉等等方式,减少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发生。     

由一起民事纠纷的圆满解决 感受法官智慧之美

社会公众对法官的要求,最为基本的就是法官要具备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而这种对社会知识和经验的把握及综合运用就是法官的智慧。毋庸讳言,法官的智慧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大利器。一名法官运用自己的智慧可将一些纠纷案件于谈笑之间将矛盾化解,使利害双方皆大欢喜,这是法官追求的一种境界,更是和谐司法的要求。从人性上分析,人都有"趋利避害"性,这是人之本性。具体到部分纠纷案件,原告方为了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往往虚构、夸大自己的损失,增加诉讼请求,而被告方为了减轻责任,减少损失,出于自卫心理往往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从而造成当事人双方情绪严重对立,加大了纠纷化解的难度,也给法官公正司法、和谐司法带来阻滞。这时候就需要法官运用自己的智慧,耐心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解决矛盾的方案,最终化解矛盾纠纷。我作为书记员参与审理的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因为,这起民事纠纷圆满调解解决的过程让我切身领悟、感受到了法官智慧的和谐之美。     

关于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运用

从案件审理者的角度看,司法鉴定是其加以运用从而认定事实的一个手段,但现存的规范多是纯粹程序上的规定,对鉴定具体环节中法官的行为殊有约束,导致了法官在运用司法鉴定中行为的随意,表现为滥用司法鉴定、浪费司法资源、造成瑕疵鉴定结论、对当事人及鉴定人权利保障不充分、鉴定结论审查标准不一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原则上和具体规范上对法官运用司法鉴定的这些诉讼行为引起的问题加以解决,司法鉴定制度也只有关注这些问题才可能更加完善。     

人民法庭法官的司法过程与司法技术——全国32个先进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

对32个先进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可为中国基层司法之深入研究提供基础。各先进法庭法官的司法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表现为在基本掌握事实的基础上,以社会效果为核心的基于法律的预裁判——社会效果预测——调解/说服(利用法律、政策、情理等各种方式)——达成调解协议/裁判——社会效果实现的混合的纠纷解决过程。人民法庭法官的司法技术包括涉及关系、地位与权力预裁判调整的调解/说服术、弥合法律与现实差距的预裁判的调整术等。     

司法现代化背景下的法官职业化——以两者逻辑关系为视角

司法现代化与法官职业化是两个联系紧密的命题。从逻辑联系来讲,一方面,法官职业化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司法现代化是法官职业化的应然结果。由此决定了,法官职业化是司法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和关键所在,也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两个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为我们反思当前司法改革提供了思路,也为今后司法改革指引了方向。专业性、公共性和自治性是法官职业化的三大基石。在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应围绕三大基石来建构我们应有的制度逻辑和司法传统。     

司法改革应当以人为本——以民事诉讼为中心而展开的论述

以当事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司法改革观,和我国长期以来法院单方主导的法院本位主义的司法改革观,存在诸多差异,前者关注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和保障,法官的职能主要在于协助当事人实现诉讼权利和履行诉讼义务,后者则强调法官如何方便迅速的查明事实,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于协助法官职权行使。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具有鲜明的法院本位主义倾向,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当事人本位的人本主义司法观应当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赋予当事人对诉讼过程的参与权、对实体结果的决定权以及程序适用选择权。同时,为保障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法院应当积极行使保障性职权。     

司法中的法律——一种社会学分析

习惯法不仅存在于非诉讼情形中 ,而且渗透于司法中。法院 (法庭 )的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的混合 ,决定法律运用的移情性 ,为习惯法进入司法开了方便之门。司法的过程是法官和当事人协作的过程 ,是制定法和习惯法互动的过程 ,是文化传统压迫和现实利益取舍的抗争过程。     

论司法产品的性质与供给——一个经济分析的视角

司法产品并不必然就是公共物品,司法服务也非必须由政府提供。历史上,政府司法首先是作为统治者的创收手段发展起来的,而非公共服务。市场或社区自身也能够提供非政府的纠纷解决机制。政府司法并不天然优于非政府司法。对于大量不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案件,非政府司法能够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当事人的选择自由和竞争机制是非政府司法有效运作的关键。这一机制适用于公共法院,也就是当事人合意选择公共法官制度。后者可能对我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具有特殊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