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当前刑事鉴定争议类型分布的研究

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被誉为一大制度创新.然而事实上,专家辅助人的身影在刑事程序中早已出现.他们由当事人聘请,在一些社会影响大、争议不断的案件中,监督、见证侦查机关的鉴定过程,成功地化解了当事人不满,避免了重复鉴定.而当前法律仅规定专家辅助人在庭审阶段,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应该说,该制度的功能是有限的.因此,在职权鉴定格局无法更改的既定条件下,相关法律需回应司法实践,扩大专家辅助人参与的阶段与权限,使其提前介入侦查机关展开的部分重大案件的鉴定程序中,方能有效解决鉴定争议,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办案效率.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现状、困境与改善建议-以浙江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对提高鉴定意见的质量,改革庭审方式和证据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因为法律仅对其作出了笼统的规定而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通过对法律工作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在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属性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要完善我国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就要明确专家辅助人的独立诉讼地位,确保专家辅助人真正地参与到庭审的质证中来,才能达到这一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     

专家辅助人有助于解决医疗纠纷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是医患双方缺乏可以相互信赖的沟通平台，医学会的鉴定不被信任，而法官又过分依赖鉴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庭审的效果及判决的说服力。引入专家辅助人的意义在于：1．专家辅助人可以弥补患方医学知识不足的缺陷，为医疗纠纷的解决建立沟通的平台，客观上可以促进医疗纠纷朝着理性的方向解决；2．专家辅助人可以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进行更为专业的质证，可以帮助法官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实，这为提高庭审质量提供了专业帮助。在我国，建立完善的专家辅助人制度有待于传统观念的进一步更新以及卫生体制的不断完善。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解读与完善

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与两大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及技术顾问存在着明显差异,其基本功能在于协助控辩双方质证鉴定意见,因而在庭审中专家辅助人是当事人的助手,表现为诉讼地位的非中立性。为保障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贯彻实施,应当通过法律的进一步细化对专家辅助人的出庭申请、决定以及救济等相关程序加以明确和完善。     

功能主义视角下专家辅助人诉讼地位再认识

为解决诉讼中对司法鉴定意见的质证及审查流于形式的问题,2012年《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该制度旨在增强当事人质证能力,弥补司法鉴定制度不足,帮助法官解决专门性问题,进而促进庭审实质化。2015年《民诉解释》第122条规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但这误解了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从实践角度来看,专家辅助人的当事人化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专家辅助人的预期作用。专家辅助人所承载的特定功能,使其有别于鉴定人和大陆法系上的诉讼辅佐人。此外,从我国庭审质证模式及与鉴定人的对立关系上而言,专家辅助人兼具从属与独立之双重属性。     

论我国刑事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权的实现

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是裁判权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往往流于形式,鉴定意见的采信率极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鉴定意见基本由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作出,法官难以触及鉴定过程、法官鉴定意见实质性审查判断能力不足,以及公检法一体化司法体制使得法官往往忽视对鉴定意见的审查.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权的实现除需要分离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逐步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和建立专家陪审员制度外,还有赖于司法逐步走向独立.     

论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推行专家辅助人制度

医学专家意见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不同法系国家分别以鉴定和专家证言的形式出现在法庭诉讼中。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为主体的医疗专业技术鉴定体制,但当前面临着诸多困境。从专家证据制度改革和医学专家意见形成特点等层面分析,专家辅助人制度与普通法系国家专家证人制度类似,其和鉴定制度的有机结合可以在医疗纠纷诉讼领域构建更为理想的专家证据制度;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使法律真实靠近客观真实。但过于强大的医疗专业技术鉴定制度对专家辅助人制度具有明显的压制作用,因此需适当限制鉴定制度,大力推行专家辅助人制度,同时应总结相关国家经验教训,防止专家辅助人制度产生不应有的负面效应。     

论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以实践功效、理论争鸣与立法完善展开

专家辅助人制度是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2014年两起轰动案件审理中,专家辅助人参与庭审,体现了这一制度在维护司法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方面的积极功效。由于立法仅对专家辅助人制度做出简约规定,因而在专家辅助人的主体地位、中立性、准入机制以及专家意见的证据属性等方面存在诸多理论争议。应当在吸纳理论共识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专家辅助人制度予以立法完善。而对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开放态度,将会有助于此领域的实践探索,有助于我们继续积累不同的实践经验。     

论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推行专家辅助人制度

医学专家意见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不同法系国家分别以鉴定和专家证言的形式出现在法庭诉讼中。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为主体的医疗专业技术鉴定体制，但当前面临着诸多困境。从专家证据制度改革和医学专家意见形成特点等层面分析，专家辅助人制度与普通法系国家专家证人制度类似．其和鉴定制度的有机结合可以在医疗纠纷诉讼领域构建更为理想的专家证据制度：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使法律真实靠近客观真实。但过于强大的医疗专业技术鉴定制度对专家辅助人制度具有明显的压制作用．因此需适当限制鉴定制度，大力推行专家辅助人制度，同时应总结相关国家经验教训。防止专家辅助人制度产生不应有的负面效应。     

论侦查阶段鉴定的必要性与实施主体

刑事证据来源的特点和侦查的特殊需要决定了刑事诉讼中的鉴定主要集中在侦查阶段进行。侦查阶段启动鉴定的特殊,鉴定内容的专业性,鉴定对象条件的不可重复性,鉴定时间的紧迫性,发案与破案时间距离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侦查阶段的鉴定主要应该由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实施。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专家拟制稿"中提出的"侦查机关不作鉴定,只作检验","检验结果不具有证据资格","鉴定一律由社会鉴定机构实施"的修改意见缺乏实践依据和可行性。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关键问题探讨

随着2013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我国正式确立了刑事诉讼领域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虽然在民事诉讼领域已推行了13年,但实践经验乏善可陈,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又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拟对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回应,以期对该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顺利实施提供参考借鉴.首先讨论的是对鉴定意见审查质证的本质问题,其次是专家辅助人的功能及其遴选问题,第三是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属性及其管理问题.     

医疗纠纷诉讼证据问题与对策——对病历-鉴定-审判模式的反思

医疗纠纷诉讼证据包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由于医疗纠纷诉讼的特殊性,我国司法实践已经形成了病历—鉴定—审判的审理模式。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案件事实认定的鉴定结论依赖性及法律责任认定的鉴定结论依赖性。然而,其不利因素是病历资料的客观真实性在现存制度下难以保障,双轨制的鉴定制度还很不完善。建议引入特定场所视听资料对病历真实性进行佐证,加强电子病历真实性的管理与监控,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推行专家辅助人制度及采取专家陪审员制度。     

论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有专门知识的人＂的称谓,暂且将其界定为＂专家辅助人＂,但由于规定得过于简略,对许多问题不够明确,在适用中可能带来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借鉴意大利的＂技术顾问＂制度和俄罗斯的＂专家＂制度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予以完善。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应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和职责,确立其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且应当明确专家辅助人意见为法定证据,赋予被追诉人和检察机关在审前阶段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权利。     

专家辅助人制度基本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为切入点

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这是鉴定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但该条规定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需要对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资格条件、中立客观义务、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质证范畴以及申请出庭决定程序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并细化完善该项初生制度。同时,应基于系统观念,推进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当下尤其是应继续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加快鉴定人及专家辅助人信息库建设以及制定规范化的刑事鉴定意见质证规则,惟此方能实现该制度的立法目的。     

中国刑事专家辅助人向专家证人的角色转变

中国的刑事专家辅助人具有既类似于律师又类似于鉴定人、证人的多重属性;围绕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性质,也形成了质证方式说、鉴定意见说、证人证言说等多种观点。角色定位上的混乱,不仅造成了独具特色的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双轨制,而且常常使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庭采信陷入困境。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专家辅助人的新近规定看,专家辅助人的角色呈现出向专家证人转变的趋势。这种转变的核心要求,一是实现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平等,专家辅助人意见和鉴定意见在专家证言意义上的证据效力平等;二是使专家辅助人回归专家证人本色,将强加给专家辅助人的不合理的质证职责交还给律师、检察官;三是提高律师、检察官熟练运用交叉询问规则、对科学证据进行质证的能力,充分发挥法官的科学证据“守门人”作用,以适应事实认定科学化的需要。     

专家证据的价值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专家证据在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据制度在专家证人资格规定上的广泛性和选任上的自由性，使其在适用上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其详细而完备的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更是司法经验的积累与法官智慧的结晶。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和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在近些年的改革中呈现出共同的趋向，如启动程序的多样化、过错责任的严格化和庭审对抗的强化，这为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准确适用新刑诉法中有关专家辅助人的规定以及充分发挥专家证据的作用开启了新的思路。面对我国司法鉴定中依然相当混乱的鉴定主体问题，构建鉴定人、专家顾问和专家辅助人三位一体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或许是一条比较合理可行的出路。     

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创新的实用主义及立法的模糊立场——基于司法实践的一种理论展开

专家辅助人作为源于司法实践的创新制度,历经了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的认可以及法律上的确认,逐渐成长为一项正式的诉讼制度。然因司法机关相关答复、解释的误释与误导,不仅理论上难以自洽,而且司法实践中也各行其是,以至于影响了该制度的规范性运行。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对此的规定又因其模糊的立场再度导致司法实践对其与专家证人关系纠缠不清,应当从理论上澄清立法的模糊立场、摆脱司法实践的非制度化扩张,避免对专家证人的盲目效仿,同时还应厘清专家辅助人的中国模式。     

医疗损害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构建

由于医学的复杂性和法官知识的局限性,导致医疗损害案件的审理中存在法官过分依赖鉴定意见的现象。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为视角,界定了专家辅助人的概念,明确了构建专家辅助人的意义,分析了构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最后探讨了在医疗损害诉讼中构建专家辅助人制度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案卷移送主义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革命根据地就在刑事诉讼中形成了案卷移送主义的司法传统。在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颁布以后,案卷移送主义被视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重要配套措施。在对抗制审判方式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过程中,案卷移送主义不仅由庭前移送发展到庭后移送,而且由司法层面上升到立法层面。尽管案卷移送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案卷材料与法庭之间的联系没有被彻底切断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案卷移送主义不仅导致法庭的非法证据调查流于形式,而且导致法庭难以排除受到辩护方质疑的非法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