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与现代社会,以及与社会主义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将人工智能看成一种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也十分深远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社会。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并不是对人类社会的彻底取代,在赫拉利等人看来,人工智能会形成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状态,即"无用阶级"。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人工智能,将无产阶级当做新时代的"卢德分子",而是打破资本主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垄断和占有,成为帮助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最后,人工智能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它们可以打破哈耶克批判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局限性,通过新控制论的方式来模拟出更确定可靠的社会主义模式,为未来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基础。     

人工智能、四次工业革命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两次世界大战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主导国之间的科技话语权争夺密切相关,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成为美苏冷战和美日竞争的技术与时代背景。拉美和东亚的发展结果差异可以通过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同参与程度加以解释。同时,近年来中美在贸易等领域的摩擦也可从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竞争的角度进行分析。整体来看,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性技术。中国已经在数据、市场和政府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但同时在智能硬件、算法框架、原始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尽管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技术封堵的策略,但中国应以更加柔性的竞争性合作的方式加以回应。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会使人类社会在未来面临一系列具有高度挑战性的问题,因此需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国际规则的创设,以保障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目标、手段与评估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最为关键的前沿领域,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也因此成为当今美国的战略布局重点。从目标看,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是国内外战略环境与战略竞争对手认识基础上的多维组合,其中维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领导地位为首要关切。从手段看,美国利用组织机构,特别是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进行统筹,借助人才培养、私营部门、政府支持与国际合作四大块的综合措施来促进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发展。从评估效果看,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线和应用线两方面考察,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依然存在资金问题、与私营企业的适配度问题、人才培养与移民政策问题、伦理道德制约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等问题。研究美国人工智能战略布局对中国有着重要启示。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与外交实践笔谈

从方法论、理论意义和制度创新三个角度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发展方向,是深化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研究的重要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力推动着理论范式的创新。这种创新表现为中国国际关系理念与价值创新、思维创新、模式创新和话语创新。我们需要深刻辨识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战略对开创国际关系新模式的理论意义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世界共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价值。21世纪的国际竞争具有新的特点,更多体现为纵向竞争、间接竞争、错位竞争。由于美国视中国为长期性的竞争对手,这使得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竞争呈现长期化态势。我们应从更广阔的战略图谱中定位竞争,从管控竞争、化解竞争的角度去应对竞争,其中包括推动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未来”到来与全球治理新议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数据、网络、信息等多重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因而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不得不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而人工智能本身还可能存在数据隐忧。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无疑首先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合法化与专业化,通过政府政策对人工智能的直接或间接治理,并就人工智能治理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的对话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技术突破的实现,人工智能逐渐从概念走向现实、从科技研发走向行业应用,"人工智能时代"正大步朝我们走来,并开始重塑人类社会。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积累方式、生产方式、对劳动的剥削方式、阶级结构等均会发生重大改变。那么,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是大势所趋,还是短暂的概念泡沫?相较于人类社会过去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革命性变化具有哪些特征?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将发生哪些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而人工智能未来又将走向何处?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本刊特约请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林德山教授,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人机协同方式审判路径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人工智能与各个领域的融合逐渐加深,我国也在积极尝试在审判领域引入人工智能。如今人工审判虽然可以保证程序正义,但是很难兼顾效率,而人工智能审判在可以完美解决效率问题的同时也会出现算法“黑箱”的不可解释性,以及在疑难案件领域无法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推理等问题,最终危及裁判的公正。二者的缺陷至今看来无法用技术手段解决,那么通过制定制度的方式来规避二者的缺陷,同时将两种审判模式的优势最大化的路径是否可行？本文通过分析美国社交平台巨头Facebook和Twitter在控制网络语言规范方面的人机混合系统,希望可以找到适合我国的人机协同方式审判模式的进路,并提出可行性意见。     

走向整合的国际竞争理论构建: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与国际制度竞争

竞争是行为体之间为获得稀缺物而展开斗争的行为,其目标在于胜过对方。作为国家间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国际竞争发生在多个领域中。地缘竞争反映了地理系统这一人类必须面对的基本自然环境对国家的约束,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则是国家在用于达成自身目的的物理系统和信念系统中所展开的竞争。随着国际系统的社会演化,地缘竞争、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相继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部分自由制度主义的世界中出现。国家之所以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中展开竞争,是因为这些领域都具有报酬递增特性。这些类型的国际竞争共存于当前的国际系统中,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制域权的发展、国际技术标准之争和国际制度武器化等多种后果。     

人工智能在反恐活动中的应用、影响及风险

随着反恐形势的日益严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趋成熟,人工智能在反恐领域已经部分应用到反恐活动中。具体而言,人工智能辅助控制了恐怖组织信息的传播,促进了反恐信息的开发和利用,提升了对恐怖活动的预测能力,也促进了智能武器的开发。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国家反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恐资源融合、反恐活动主体及反恐合作方式方面革新了传统反恐领域的基本规则,也从法律、道德和心理角度影响了人类反恐活动的展开。但与此同时,反恐视野下人工智能手段的开发和利用在准确性、公平性和伦理道德方面仍面临风险。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可能迎来速度和质量上的飞跃,人工智能武器的开发也将继续,人工智能领域很可能成为未来反恐力量与恐怖组织的角逐场。     

人工智能对专利制度影响的规则透视与路径完善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自主决策能力日益增长,从辅助工具进化至可主导自主创新的范畴,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也对专利制度提出了挑战。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式发明能否获得专利授权、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权利主体、人工智能算法能否通过客体审查标准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对现行审查政策加以优化以及对审查标准予以修订,以更适合人工智能大背景下的创新需求是非常有必要的。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政治

人工智能是当代世界政治的重要背景之一。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初心是希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关怀人类的整体命运。这样的态度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人本文化,而人本文化与西方主流的"超人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人工智能的特点是汇集众智,而这一点恰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在西方超人文化的主导下,人工智能的技术鸿沟将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丧失比较优势,难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出现被"永久边缘化"的风险。相比而言,中国的独特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在完善国内共同体的同时,关怀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的超人文化将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裂痕,甚至将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外。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类,还关注作为整体中个体的能动性。这种与超人思想截然不同的理念,将弥合"文明的冲突",创造和谐的世界政治秩序。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中印关系的新一轮调适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格局与亚太地区秩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美国不断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受中美竞争加剧影响,曾经奉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众多中小国家或将面临选边站队。对于中美而言,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这样的地区大国或中等国家将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其中只有印度尚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而印度根据自身利益,在"印太战略"中更注重印度洋与东南亚地区,更强调战略自主和大国平衡。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中印关系将成为缓和"印太战略"压力的关键。虽然中印双边分歧在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但在两国领导人的努力推动下,中印关系将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太空秩序变迁与太空治理难题——基于太空技术的视角

科学技术的发展塑造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以及国际秩序的变迁。国际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太空技术在将人类的活动空间拓展到太空领域的同时,它本身也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对国际秩序的发展演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受到太空技术和国际局势的双重影响,太空秩序呈现出明显的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具有强烈的军事和战略属性。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太空技术的扩散,太空秩序由美苏两家垄断转向美国太空霸权下的"多极化"趋向,太空秩序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太空技术的扩散和发展,也加重了太空治理的难度,严重影响着太空秩序,给未来太空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增添了不确定性。     

数字经济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政策竞赛和规模经济驱动下的分化与整合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源禀赋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政府主导的数字化发展战略和国家间数字经济政策竞争将成为发展常态。数字化生产模式将对传统国际分工机制产生重大冲击,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的难度将进一步提升,国家间经济关系和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分化与重组。区别于传统产业,数字资源禀赋的获得需依赖国家资源的持续投入。数字经济的发展需建立在相对健全的数字化生态基础之上,政府干预导向的产业政策实践将最终表现为国家间经济政策竞赛。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依靠自身在信息产业领域的资源禀赋,将通过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重获竞争优势。发达经济体之间基于数字资源禀赋形成的"生产稳态"关系将使其与发展中国家在分工关系上相对割裂。受资本和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新数字鸿沟"问题,同时,数字经济还将催生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分化。此外,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和系统集成效应,成为驱动一体化的新机制和新动力。     

积极加强多边经济外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国未来的外交走向,应该从这个大局出发,为确保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创造条件和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外交工作中,我国越来越重视多边外交的作用,积极推动经济、环境保护和社会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因此,如何积极加强多边     

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关于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研究

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一项世界前沿的技术正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由于人工智能涉及国际数据隐私保护、著作权国际保护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完善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一系列相关的国际法规制问题逐渐凸显,例如国际法对人工智能的规制滞后、国际法更新周期长、参与立法的主体有分歧等,影响了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完善的进程。基于此,本文首先论述了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必要性;其次总结了人工智能对国际法的挑战;再次论述了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优化路径,包括以国际法为基本原则制定人工智能的人权宣言、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际法更新、促进国际法和其他国际治理方法协调统一;最后针对我国对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应对提出了几点策略,以期推动人工智能的国际化发展,让全球社会能够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共创数字化时代的美好未来。     

美军推进“印太”海上安全战略新动向:影响与挑战

2019年12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五角大楼讲话时把中国列为美军首要作战目标。这是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转折,对美国"印太战略"及海上安全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在此背景下,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行动呈现一系列新动向: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制订无不以中国为目标,海军舰队建设重视高精尖科技装备、出现了美军可能介入南海局部地区武装冲突的迹象等。这些新动向中,美军特别关注中国海军走出马六甲海峡的行动走向、中国海军对高新技术的追求和军民融合行动,重视拉拢濒海地区的中小国家,企图以武力威慑和武装干预手段介入海上冲突。美军"印太"海上安全战略转型给中国带来挑战,包括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推动建设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架构遭遇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遭受侵蚀等。面对挑战,中国应采取措施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建设强大的海军,保卫岛屿主权和管辖海域不受侵犯。此外,中国还须加强军事前沿科技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争取尽快改变国际军事竞争格局。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比较——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的分析

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战略竞争加剧,但双方在该领域的策略取向却截然不同。对此,既有研究主要从权力、制度和地位三种视角进行探讨,权力竞争视角认为国际制度策略从属于权力分配和权力互动,制度竞争视角强调制度竞争和制度制衡的作用,地位竞争视角关注国家对国际地位的追求。本文主要基于议题领导权的视角,探讨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背后的逻辑。随着世界朝着多元复合秩序演变,权力竞争的方式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功效有所下降,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也逐渐显现。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则偏向排他性多边主义,其目的是借助国际制度制衡中国,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中国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的同时也谋求提升国际领导权。当然,双方在国际制度领域并非零和竞争,议题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使得中美双方的制度竞争没有权力竞争激烈。展望未来,议题领导权竞争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形式,中美双方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不同领域加强议题领导权,最终形成中美各具优势、相互制约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