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通人意见证据的审查与运用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认可了特定情况下的普通人意见的证据能力,却未对普通人意见证据的审查与运用加以规范,容易导致普通人意见证据的滥用,影响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普通证人意见证据规则的合理因素,从意见内容的相关性、意见主体的适格性、意见内容的合理性方面构建普通人意见证据的审查规则;从意见提出的必要性、意见主体出庭作证、意见采信理由公开等方面构建普通人意见证据的运用规则。     

死刑案件适用补强证据规则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补强证据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被运用。由于相关立法不甚完善以及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补强证据规则尚未能发挥应有的制度功能。死刑司法实践表明,许多因事实和证据上存在问题而不予核准的案件大都与审查判断证据不当有关,甚至可以说,与该规则适用不当直接相关。     

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

关于审查判断证据的语词及其内涵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证据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审查认定证据的基本范畴包括证据的审查与证据的认定;审查认定证据的主体与客体;审查认定证据的内容与方式。审查认定证据的标准包括采纳证据的标准和采信证据的标准。审查认定证据的规则包括证据的采纳规则和采信规则。不同种类的证据有不同的审查认定路径和方法。审查认定证据的原理包括认识论原理、价值论原理、方法论原理等。     

网络证据的证据能力认证规则研究

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是审查判断证据能力的三个基本点,由于网络证据是在网络条件下存在的证据,对于网络证据关联性的审查判断标准,应当通过证据法学理论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网络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应遵循拟制真实性规则、推定真实性规则、鉴定真实性规则;网络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判断则应主要关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     

电子证婚和采证规则的冲突与调和

证据采纳规则所要解决的主要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它主要是规范在何种情况下取得的何种形式的证据才能进入案件的审判过程，具有证据能力，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英美法上主要的采证规则有传闻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性规则。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证据逐渐在证据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这种高科技证据在采纳上与传统证据规则产生了冲突，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刑事证据制度比较论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内地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在法律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分别秉承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混合折衷主义诉讼制度之精华，形成了各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两岸四地的若干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据证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为内地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性考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证据规则，主要功能在于规范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我国以程序优先等价值理念为法理基础，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采用专门性审查与附带性审查相结合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侦查阶段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中采用附带性审查的方式，未设置相对独立的专门程序；在审判阶段则采用专门性审查的方式，辅以相对独立的具有对抗性色彩的司法审查程序．     

论行政证据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行政证据是行政程序中具有法定形式、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经行政主体查证属实的一切事实 ,行政诉讼证据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证据的种类、来源、属性、程序、效力及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规定 ,既是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行政行为证据合法性的依据 ,同时也是建立行政证据规则的依据。而且 ,还应当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确立行政程序中的“谁主张 ,谁举证”规则、证据调查和取证的期限规则以及案卷排他性规则。     

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建构

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是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新命题,也是聚焦程序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有效举措。刑事指控体系必须围绕证据展开,坚持完善与落实法律对刑事指控体系的明确规定,以法定性作为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同时重点推进证据审查模式的现代化。在刑事指控要素的配置上实现系统性,构建刑事指控的证据规则体系;落实证据“三性”审查机制,坚持全面审查证据原则,对每个证据以及法定证据种类中的每种证据均构建相应的审查判断体系;强化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形成全案证据链,以期满足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要求,确保新时代公诉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全面实现司法现代化。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规范研究——基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分析

《刑事诉讼法》(2012年)在第5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衔接适用规范.该规范与以往的证据转化规则不同,是赋予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的规范.对于“等证据材料”的理解,应当进行严格解释,将勘验、检查笔录以及部分现场笔录涵盖进来,而现行司法解释及有关规定将其范围扩大到鉴定意见、检验报告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审判机关是实质意义上的衔接适用主体,行政证据无需转化就可以直接适用,对行政证据自身合法性的审查应当依据行政法律、法规进行,而刑事证据规则也有其适用的空间.     

论司法证据属性

由于中国证据规则的基本空白，使得学者们试图通过证据属性问题的研究，为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等提供证据的使用规则，因而对证据属性问题的研究陷入了误区。证据的属性是证据本身所固有的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最基本性质，不同于证据的特徵；证据属性与诉讼证据规则属于不同的范畴，不能混为一体。本文针对主流的证据属性理论误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证据属性的分层次理论。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

鉴定证据规则在本质上是一套规范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规则，为此，我们需要构建完善的证据能力规则和排除规则来规范鉴定人出庭问题，辩护方鉴定结论的使用问题。并要完善相关的其它制度。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哲学思考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弥补了刑事证据规则缺位的遗憾,极大地影响了我国非法证据规则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     

刑事证据审查的基本制度结构

现代刑事证据审查体系是以"证据准入—证据评估相分离"为核心特征,由术语范畴、审查主体、审查标准与程序保障等多个维度构成的一个立体制度结构体系。多层次的立体制度结构体系有利于保障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相对分离,从而确保刑事证据规则的有效实施。我国最新的刑事证据立法已经通过"材料—证据—定案根据"这三个基本范畴确立起证据准入的两道审查门槛。证据审查规范与相关审查范畴的对接彰显了在新形势下对刑事证据审查的进一步强化。我国证据审查制度还仅仅是一种相对扁平化的线性制度构建,审查范畴上的区分缺乏来自主体分离、程序设置和适用标准层面的支撑与保障。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证据审查的制度体系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适。     

刑事人身辨认证据种类辨析及相关证据规则的适用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辨认笔录第一次以法定证据的形式出现在了我国的刑事立法中.随后出台的配套司法解释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人身辨认证据规则体系,这改变了长期以来辨认笔录作为证据于法无据、作为侦查线索运用混乱的失范局面,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规范层面的概念界定并没有完全消除理论上对于人身辨认证据种类方面的争论,人身辨认在证明对象、心理机制和证明方式上与相关言词证据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人身辨认证据规则的适用增加了困难.因此,有必要从人身辨认证据种类界定入手,探究辨认证据在证据规则适用上的特殊问题,力图强化辨认证据的审查判断,以降低错误辨认的可能性及其对案件实体结果的不利影响.     

论专利确权案件的域外证据审查规则的重构

在现行的域外证据审查规则下,认定域外证据的效力需要履行严格的形式要件。目前,专利审查和司法实践中对域外证据的认定标准尚不统一。随着新《专利法》关于绝对新颖性标准的实施,这种法律规则和现实的冲突将使得域外证据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全面突破现行证据规则,重新构建域外证据的审查规则体系。     

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

在我国刑事证据法中,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主要在三个领域发挥作用:一是用来确定自相矛盾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二是用来审查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三是用来判断被告人供述是否得到补强。作为一项旨在对证明力加以限制的证据规则,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强调无论是证据事实还是案件事实,都要根据两个以上具有独立信息源的证据加以认定,注重证据信息的相互验证,避免仅凭孤证定案,这有利于防止伪证、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然而在目前以案卷为中心的裁判方式下,法院很少关注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适用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规则演变规律探究——我国证据规则立法方向的理性选择

证据规则立法演变呈现出如下规律:首先,在证明力问题上,法官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日渐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进入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次,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应当成为各国证据立法的重心所在。我国当前证据立法与上述规律背道而驰,其中,证据能力规则不仅数量稀疏,而且质量不高;相反,证明力规则却显得相当庞杂,占据了证据规则体系的主干地位。为此,在将证据立法重心由证明力转向证据能力的同时,又要防止矫枉过正。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自由心证约束机制,仍然需要一定的证明力规则来制约法官的心证;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证据资源有限,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又不宜规定过多,以避免对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产生障碍。     

事实认定视阈下证据资格规则的体系性重塑

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的二分弥补了证据属性理论的固有缺陷，也带来了二者间交错捆绑的现实困境。不同于英美可采性规则、大陆法系证据禁止规则，我国应确立防御性事实认定模式下的证据资格规则，明晰我国证据资格规则的功能指向。我国证据资格规则的体系化进路需回归事实认定的目标和规律，面向以审判为中心的内在要求，区分以经验属性、诉讼属性为代表的积极规则，和防范审前事实锁定、防范庭审流于形式、防范背离认知伦理的消极证据规则。厘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证据资格规则的定位，有助于在先审查证据资格、后审查证明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证据资格与证明力相分离的隔离式审查模式，凸显证据资格规则的实践价值。     

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CSSCI

我国三大诉讼法陆续将电子证据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种类纳入立法,这给我国传统证据规则带来了冲击。纵观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于电子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判断、运用等方面证据规则的规定,仍旧散落在部分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当中。多数学者都承认我们迎来了电子证据时代,但"有立法、无规则"已经成为制约电子证据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最大瓶颈。实践中司法机关不得不参照既有的证据规则,常常会出现"不会用、不敢用、不能用"的现象,导致相当数量的电子证据被排除在案件事实证明范围之外,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和作出公正的裁决。对于电子证据的运用,除了要遵循证据的真实、完整、合法等基本规则,还要结合电子证据自身特点对其规则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