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研究——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的视角

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的差异是影响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大小的重要因素。论文通过"中央对省的支持力度"、"省内的收入集权程度"、"省市对县的转移支付倾斜幅度"以及"省内县际间转移支付横向分配的均等化取向"4个变量维度对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进行组合,得到中间层级政府财政分配行为的8种模式。同时,对各种行为模式下的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进行预测,且通过了2004年以2000多个县的数据为基础的实证检验,从而解释了不同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模式下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结论部分探讨了中间层级政府应当如何在"增长"和"均等"之间进行权衡。     

财政分权省际差异、原因和影响初探

中国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向来由各省在不违背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的前提下自主决定。论文对1994分税制改革后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差异、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内财政收入划分向县（市）倾斜正相关,与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负相关。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财政供养人员下沉基层、农民收入、城乡差别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县级政府征税的政治——基于中部J省A区的个案研究

在欧洲财政史上，向私人部门征税蕴育了代议制。在当代中国，向私人部门征税的后果如何？对A区的案例研究表明，财政压力的形成与中央和地方关系密切相关，财政压力使得A区政府对企业伸出了攫取之手。对A区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的三个约束条件的分析表明，A区领导者的贴现率非常高，A区征税制度的变迁成功地降低了征税中的交易费用，A区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比较复杂，相对讨价还价能力的复杂状况使得A区采取了选择性保护策略以实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这一策略保护了相对讨价还价能力较高的大企业。从整体上说，向私人部门征税带来的治理红利非常有限。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关系的法律调控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构成内容,它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表现出再分配性、无偿性、赠与性、间接调控性等多重特点。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形式、数额和附加条件,都是财政转移支付法调控的重点。我国正在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应针对财政转移支付法调控的重点和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确立转移支付的目标,规范转移支付的形式,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计算确定方法和附加条件的设定。     

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指政府不以取得商品和劳务作为补偿的财政支出,目的是通过财政资金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实现收入再分配,借以调节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以缩小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落实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最终实现国家对社会和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教育供给——省内分权与财政自主性的视角

中国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级政府承担着教育发展的主要责任,财政分权对地方教育投入有重要影响,而现有文献通常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教育发展。论文从省内财政分权和财政自主性的视角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教育供给的影响。基于1995—2008年省级数据发现,省级财政自主性,省级和地级政府对县乡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县乡级自主性会减少义务教育支出,且省级或县乡级财政自主性与省内支出分权之间存在显著影响。论文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会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且应当重视县乡级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但应注意到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缺陷,以及不同省内分权的不同影响。     

论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理论基础与立法路径

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从内容上看,涉及纵向政府层级与横向政府部门之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从作用上分析,事关收入划分的合理性和预算约束的有效性,在财税体制改革整体方案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和财政收入分配制度共同构成了财政收支划分制度,以公共财产权和财政分权理论为基础,属于财政领域的基本制度.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客观受制于“量入为出”与“以支定收”理财观的冲突和张力,应贯彻服务型政府理念,制定政府“事权清单”,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理顺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遵循财政法定原则,同步推进《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的制定,有效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地方债与国家治理:基于法治财政的分析径路

地方债关乎国家治理。地方债的膨胀源于政府间财政失衡,地方不宜独立对外承担偿债责任,源于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财政地位,收支划分取决于国务院单方决定。为破解眼前的地方债危局,政府有必要考虑动用存量资产,变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着眼于长远的制度建设,则有必要用法律形式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隔断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于此同时,围绕政府债券的发行、使用和偿还,可以引入政府资产负债表和信用评级制度,允许地方政府进行债务重整,让其完全置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借助于这种压力,也许有助于催生负责任的现代地方政府。     

央地财政关系的宪制变迁与法制调适

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规范调整国家财政权力的纵向划分,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本质是一国财权财力在中央与地方间的调配,与一国的宪法体制密切相关。作为“元规则”,明晰的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规范对于一国的财政法治化至关重要。我国的《共同纲领》以及四部宪法对央地财政关系都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其变迁过程与国家央地财政关系的探索实践相关联。国家最终确立了“分税制”的现行央地财政关系,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国家治理工作的宏观不利影响和对央地财政分权机制的制度性阻碍。现行央地财政机制仍受国家法治化和国情的影响,应通过法制调试手段,按照集权有度、分权有法的原则,合理划分央地财政权责。     

中国财政改革与各省财政能力不均衡：回顾、分析和建议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采，中国政府间财政能力不均衡的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追溯从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变革，探察省级财力不均衡的演变，分析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改善财力不均衡状况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且就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政策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当前的一个研究重点应该是用量化手段考量各省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函数，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各省的财政收支指标，更为准确地估算各省的财政需求和收入能力的差距。为了完善和增强政府转移支付的均衡化效果，应当增加一般性均等化补助的比重，以公式化的形式增强财力再分配的科学合理性和透明度，并加强政府财力均衡化的相关政策监控和应用研究。     

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效应研究：以江西省分县数据为例

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国中央财政所承担的两大职能——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实现收入分配公平——需要由地方各级政府去具体执行，而转移支付是体现中央政府财政意图的重要财政工具。从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年来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方面的资金增长都非常迅速。     

专栏导语: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央地关系研究北大核心

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央地关系),是指国家体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基本关系(景跃进等,2016)。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之一,中央和地方关系不仅关系到国家政权和体制的稳定,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巨大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如何管理不同地区的各类事务并回应来自地方政府的各种需求,地方政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进行资源、人员和信息的互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调整成功地处理了转型国家的一系列重要发展问题。一方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国“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另一方面,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让中国的各项重大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方政府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为“中国之治”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不同的体制机制设计,在不同政策领域呈现出或集权、或分权、或集权分权并行的多元组合,形成一个多维的权力和资源配置的混合结构,更是在治理效果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论我国府际关系的法治化——以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切入点

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目前处于一种失范、失衡、失控的状态。此种格局的存在使得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课题。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条块分割"的权力体制以及民主发展的相对滞后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的三大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的基本方略:一是行政区划与政府层级的重构;二是事权明晰划分与分税制的全面建立;三是财政资源整合机制与府际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而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在实现途径上有维持现状方案、法律改革方案与宪法改革方案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问题与出路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在不同时期呈现相异的经验与问题。1949年到199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大起大落,缺乏稳定的法律规范。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虽然基本实现了预设的目标,但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税制不平等并且按税种划分收入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等问题,虽然分税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在整体上基本到位,但是各地财政收入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只有在诸多方面实现财税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比如分税制的收入划分应遵循效率、公平和适应等原则;税收征管体制必须尽快立法化和司法化;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必须获得合理分配;在地方获得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界应更加明晰。     

论财政体制与我国环境法的实施责任——以丹江口市为例

财政体制是环境法的实施责任得以落实的核心保障,随着环境法实施压力的不断增加,政府之间根据生态关联建立起来的环境关系与现有行政区划的错位越来越普遍,法律实施导致的财政压力亦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分配.如果财政工具配置不当,一方面会冲击政府的财政关系,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环境法的实施不完全、不充分、不可持续.我国应该根据财政学上公共产品配置的一般原理,结合法律规定,具体划定环境法的实施责任,并据此配置财政工具,以确保环境法的实施责任得以充分兑现.     

社会权保障视野下的我国公共财政制度转型

社会权的保障依赖于国家的财政给付,包括财政给付的制度构建和资金给付。财政制度的价值选择、财政决策机制、财政收入分配取向以及财政给付责任在央地政府间的分配影响着公民社会权的实现水平。在我国,以效率为中心的财政制度导致对公平理念的忽视,财政决策的行政主导导致民主化不足,财政投入不足导致社会权的保障水平低下,地方主导导致保障水平的地区化差异。为提升我国公民的社会权保障水平,应确立公平为财政制度的价值理念,变行政主导为立法主导,调整财政收入的分配取向,强化中央政府的责任。     

“税费改革”与政府财政行为法制化问题研究

从我国现实中存在的税费比例失调现象入手 ,认为税费比例失调是我国政府财政行为不规范的突出表现 ,在市场经济中有着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而政府财政行为不规范的实质主要在于政府财政机制不规范。为实现政府行为的规范和法制化 ,从控制政府收费规模、规范政府收支机制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职权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措施。     

范式与路径:中国财政治理法治化研究

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与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休戚相关。从财政社会学的立场来解释,财政结构通过影响一国财政收入的方式、国家与社会的变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机制来作用于国家的制度发展、法治建立和国家治理。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财政结构可知,一国'税收国家'的特质越明显,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就越紧密,国家治理能力和民生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我国分税制改革之宪政反思与前瞻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提升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初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制度性进步的成绩,但从宪政的视角反思尚存在明显不足:在宪政的制度层面上,分税制改革缺乏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在宪政的价值层面上,缺乏民主基础的分税制改革难以真正承担起保障和促进人权的神圣使命;在宪政的实践运行层面上,缺乏制约机制的分税制改革难以做到财政权力的理性运行。当下,深化分税制改革必须与我国已经开启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结合起来,需要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进行宪法确认,遵循税收法定和预算法定原则,逐步完成适度的财政分权。     

中国地区财力均等化的库兹涅兹拐点到来了吗？财税包干、分税制和地区财力均等化

中国地区财力均等化的库兹涅兹拐点到来了吗？此研究对这个问题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财力省际分布经历了两个库兹涅兹倒U曲线，分别对应于财政包干时期和分税制时期。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是决定两个倒U曲线形成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在财政包干时期，地区财力分布的不平等的降低，主要是由财税包干制下中央和地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表面产物。在分税制时期，税收返还制度的采用，导致人均财政支出省际分布基尼指数再度上升。但这个制度大大地促进了地方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发展经济的努力，并且使中央在收入增量中始终分享大头，从而使税收返还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的比重逐步下降，最终导致地区间财力分布在2003年到达库兹涅兹曲线的顶点（拐点）。在可预计的将来，中国地区间财力分布将继续朝着均等化的方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