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方法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之影响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主要依赖思辨方法。进入本世纪后,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并尝试运用实证方法进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出版、发表了许多成果,使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更为多元化,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运用实证方法起步较晚,在理论研究、立法及司法改革中的应用     

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阐释与构建

计算法学作为新法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范式的变迁，在于数字信息文明进程中新科技发展的冲击与法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因法律与科技相融而形成新的研究方法、领域和命题。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整体构建，需要在计算法学初步成形基础上，提炼出计算法学蕴含的主要命题，包括法秩序有序性、整合模式、法治协调共生等，并使计算法学的构造与原理体系化。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基本课题的构建，既是对人工智能法学、数据法学到数字法学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法律与科技在法学方法论、法律规制论、法律数字化层面的转型升级，还是回应数字信息文明中数字正义、数据包容、协同共治的数字法治范式的展示，合力于数字法治建设以及全面提升作为新法科之计算法学研究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站在对立面的思考——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反思

邓正来所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集中批判了法学的现代化范式,但是现代化范式在中国目前具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而邓正来在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国别主义则无法对抗普遍主义.当然,学理的讨论还是应该在一定条件下继续推进.     

全球主义话语审查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三

针对邓正来<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建构>一文做的知识批判.在一如既往地肯定邓氏对中国法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从现代性范式到全球化范式)所做的贡献及其开放问题的能力与论辩能力的同时,也指出其知识-法学的论辩路径对本土特殊问题的遮蔽,如意识形态话语对学术和学者的宰制,以及缺乏良性互动的话语机制和学术机制等.     

并非自明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在中国语境下,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提供了一个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和开放的观点,并力图揭示其未来的某种可能。基于对中国法学在过去26年里发展的研判,邓正来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学者试图理解与解释中国法学或中国法律建设中的问题,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作出自我检省的智识活动,并审视基本"范式"——"现代化范式"。由此可知,邓正来建构的是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规范理论,其直接针对的是"法律知识的范式"问题。其中他关于"中国法学"的双重认知结构也并非是自明的:首先,他建构了中国法学理论的固有模式和它们普遍共享的"规范性信念",这关乎如何将"中国法学"问题化;其次,他的论证中包含了由某些主导价值引领的建构性方面,这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显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的概念。     

后现代主义法学理论述评

本文重点评析了后现代主义“法学”在学术研究范式上的转变及其对传统法律理论的挑战,并就我们在依法治国的伟大征程中如何扬弃西方法学理论,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关于几种“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延伸与比较

强调法学研究范式由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但是,日渐凸显的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也存在着一定的虚幻性。在反思立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与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还应当认真对待行政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与民众中心主义研究范式。比较分析这四种法学研究范式,有助于促进不同研究立场之间的融合与沟通。     

现代化范式的困境——评邓正来先生"全球化与中国法学"系列文章

邓正来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系列文章中洞见到中国法学在认知全球化时具有两个不自觉的理论设定,但是洞见到中国法学在认知全球化时具有两个不自觉的理论设定并不等同于对中国法学为什么会受到这两个理论设定支配的原因的揭示。经由分析认为邓先生实际上并没有为中国法学之所以会受其支配建立一以贯通的解释。现代化范式在解释中国法学为什么会受到这两个理论设定支配时所具有的缺陷,实际上是由于邓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基于论题的限定而没有给予另外一种解释现代化进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足够关注造成的。无论是现代化范式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人认知全球化的思想依据,我们不能单独从其中任何一者出发来解释中国学界在思考全球化时的思想依据,现在是我们重新反思的时候了!不仅包括对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也不仅包括对于特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同样也包括对于忽视其中一者而试图仅以另外一者来概括中国学界的思想依据这种做法的反思,这三者同样都是试图简化中国人在思考自己未来命运时的思想理据的表现。     

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以环境资源法学为视角

现代法学的研究范式是以哲学的主、客二分范式为基础的 ,这导致了人与自然在法律上的紧张关系。只有改进传统法学的研究范式 ,才能将由可持续发展观念所引起的法律革命进行到底。环境资源法学是从法律上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学科 ,是以其独特的环境资源法学“范式”为推理基础的学科。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和伦理观为基础 ,通过一系列概念和范畴的联结 ,形成环境资源法学的术语体系以及特有的学科规范体系和研究范式 ,才能形成环境资源法学的理论体系 ,进而带动整个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20世纪初美国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及反思

二十世纪初,美国法学进行了一场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尝试。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首倡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受到著名法学家威格摩尔的激烈反击以及一些心理学家的反对。但是,也有部分心理学家随后开始进行法律行为实验研究及法律心理学研究,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哈钦斯针对一系列具体主题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而威格摩尔在反击之后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此次交叉研究为二战后行为法学派在美国法学界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由此思考法学对于交叉研究的接受度,以及那个时代心理学影响法学研究的可能。并通过20世纪美国法学各类交叉研究的繁荣,反思我国当下司法实践的现代化变革及法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论法学研究中的“本土化意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我国目前的法学研究过于依赖西式理念与制度,既对国外制度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同时缺乏研究方法的自主性。现行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人权"、"司法审查"等移植而来的西式理念不过是欧美社会的经验,对之必须有到位、深刻的认知而不是盲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研究水准有限,是民族叙事与启蒙心态造成的结果。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应当超越"中心—边陲"的思维定势,以反思性批判来认真对待欧美的刑事司法理念。     

迈向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学——2006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

2006年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主要围绕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司法改革以及证据制度等问题进行,体现了如下几点可喜的变化和进步: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逐渐从注释法学转向理论法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检讨传统刑事诉讼法学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新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特别是实证研究的引入为刑事诉讼法学注入新的活力;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仍然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体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互动。     

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2 0世纪初 ,在引入西方刑事诉讼法学成果 ,对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律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夏勤的《刑事诉讼法要论》、陈谨昆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徐朝阳的《中国诉讼法溯源》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大多留学日本 ,所以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 ,无论是框架体系、基本内容 ,还是概念术语 ,都深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 ,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也带有比较幼稚的痕迹。     

反思性法制现代化初论

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的规范基础是商谈政治,法律范式是程序法。中国法制现代化事业应反思西方法制现代化运动轨迹,针对自身社会发展状况,创生一条具有独特个性也切合反思性法制现代化一般要求的合理性道路。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中国目前实现了或者说正在实现三大现代化转型,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文明化,社会多元开放,这决定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是:由结束动乱转向放弃革命,由刑事法制转向刑事法治。1979年刑法是结束“十年动乱”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恢复刑事法制的标志性立法成果之一,1997年刑法则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述,预示中国走向刑事法治,中国刑法由此进入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协调互动发展的新时代。     

回应与应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哲学属性与功能再认识

"部门法哲学"研讨热潮需要回应,刑事诉讼法哲学研究中逐渐暴露的难题需要应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刑事诉讼法哲学是刑事诉讼法学与法哲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具有刑事诉讼法学与法哲学双重属性。针对刑事诉讼现代化,我国应自觉运用反思方法有的放矢地开展狭义上的刑事诉讼法哲学研究。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切入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走出学术困境,迎来法学研究的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应当在对传统的法学方法加以完善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有生命力的法学理论。为此,应当从中国问题出发,提炼出一些对中国问题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概念和范畴;应当放弃那种动辄赞美西方法制、批判中国法制的研究态度,从中国移植西方法制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应当从中国自生自发的司法改革中发现制度形成和生长的规律,从而发现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并提出中国的法学理论;应当纠正那种过于重视引进西方证据概念和证据理论的倾向,从中国的司法哲学、法律史和法律实践中发现证据规则,形成自己的证据理论。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侦查文化论纲——兼论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出荦荦大端的传统侦查文化的同时，东西方其他古老文明也培育出了精彩纷呈的侦查文化。在比较法律文化的视野下，与其他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侦查文化对比之中，我们更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侦查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中国传统侦查充溢着关切人的“民本主义”色彩；“专制集权”构成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根本品质；传统侦查文化中充斥着“工具主义”；中国传统侦查非常注重经验的积累，并发展起较为丰富的传统侦查措施体系和谋略体系。中西方传统侦查文化的嬗变既有殊异，也有共通之处，它们的嬗变过程为中国传统侦查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镜鉴。     

Recursivity in Legal Change: Lawyers and Reforms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is article employs a new framework for legal change, the recursivity of law, to explain why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as cycled through numerous reforms between 1979 and 2008 without improving the conditions of lawyers' criminal defense work. The authors argue that Chinese lawyers' difficulties in criminal defense have deep roots in the recursive nature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reforms. In particular, those difficulties were produced by interactions of the four mechanisms of recursivity (indeterminacy of law, contradictions, diagnostic struggles, and actor mismatch) in both law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se mechanisms are linked in pairs and in sequence. This logic of change offers an integrate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enac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w in other times, places, and areas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