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宪政建设研究

宪政建设与法治建设浑然一体的国家建设,二者密不可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宪政建设的水平和法治建设的水平紧密联系。依法治国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志,宪政建设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治国本质上就是依据宪法治国;宪法和宪政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从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入手,探讨在中国进行宪政建设的必要性和基本途径,探讨宪政制度的建构。     

从实质宪政到程序宪政

宪政一词源于西方,是指以宪法为依据的民主形式,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实施宪法和维护宪法、发展宪法的运作过程.其实质是民主、人权与法治。     

正当程序的宪政之维

正当程序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认可。它对一国宪政的发展具有树立宪法权威、建构法治、控制权力和保障人权等价值。针对我国的宪政现状，应从改造人们的程序观念、增加宪法的程序性条款、完善我国的程序法律和程序控权与保权的制度设计等几个方面入手构造正当程序，以推动我国宪政建设走上更成熟的道路。     

宪政简论

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种修改,是近年来我国第二次重大的宪政运作,它使宪法更符合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符合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需要。经党的十四大提出、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势必要求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更加要求权利与机遇的平等,竞争的自由和政治的民主化。它促成了宪法的修改,也必将促进宪法的实施。于是,进一步弘扬宪政精神,切实实行宪政的任务,提到了全国人民、执政党和政府的面前。什么是宪政?笔者认为党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和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包含以下含义:     

孙中山的宪政思想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和近代民主法治建设的开拓者孙中山先生，不仅以他的光辉业绩垂范后世。而且以他首创三民主义和民主宪法思想而成为著名的革命理论家。     

增强宪法普及教育 推进宪政建设进程

宪法和宪政是当今法治社会的主题。我国法治建设已进行了二十多年了,然而浓郁的宪政精神和宪政文化氛围还未形成,这对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是不利的。在目前,无论从理论层次还是实践需要来看,加强我国宪法的普及教育都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本文试从此两角度阐述我国当前普及宪法教育的必要性,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途径与建议。     

理解宪政：文本与实践

1982年颁布施行的现行宪法是建国以来四部宪法中最具规范性、正当性和实效性的一部宪法，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书”。此后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更是进一步显示着我国宪政建设艰难但却稳健的步伐，蕴含着富含中国特色的宪政曙光。例如：对私营经济宪法地位的确认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为公民独立人格的发育、自由意志的形成、个人自治的实现奠定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设定，意味着“法治”不再是学者们在青灯黄卷下的冥思苦想和象牙塔内的无病呻吟，而成为共和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在治国方略上所做的必然选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直接入宪，更是体现着对人性的深层呼唤和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与自由的深度关切，同时也彰显着我国宪政建设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     

宪政:依法治国的核心

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实现法治国家 ,必须对其予以限定。宪法的限制是第一层次的限定 ,宪政是第二层次的限定。宪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实行宪政是实现法治国家的保证。实行宪政必须对权力进行三个层次的制约 ,即规范制约、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 ,进而要求有高度权威的宪法 ,实行政府权力分立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无诉讼即无宪政

宪法之生命在于宪政 ,而宪政之精髓则在于法治 ,惟法治之精神方可葆宪政生命之树长青。宪法诉讼既是宪政法治存在的基本标志 ,也是宪政法治实现的必要条件 ,因此说 ,没有宪法诉讼 ,就没有宪政。     

宪政与自由

在法学家看来,自由意味着行为主体能够预料到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后果,他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不应受到任意意志或力量的摆布。在法治国家,预料及判断公民行为后果的标准只能是法律,法律的标准是宪法,宪法的标准是宪政,宪政的标准是自由。这样,宪政与自由便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了。在实质意义上,法律、法治、宪法、宪政与自由等概念是一致的。宪政的实质在于通过对政治社会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国家或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制约,     

对宪法适用问题的再思考——与童之伟教授商榷

宪法适用就是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应用宪法规范处理具体案件或纠纷的专门活动。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活动,国务院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的活动,都不属于宪法适用。不论从权力来源方面看,还是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实体法依据来看,中国宪法第126条中的“法律”都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广义的法律,中国多元多级的立法体制,为人民法院对从属性造法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留下一定的空间。     

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若干现实问题-以《公开条例》的认知和实施马研讨样本

一、政府信息公开是一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革命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公开条例》）的颁行，在中国的行政法治进程中具有裹程碑意义。但对如此重要的法律文件，人们尚未形成充分的共识。例如，2009年8月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的全国行政法学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是不是《公开条例》的一项立法原则就众说纷纭，抱持“公开原则说”、“保密原则说”或“具体情况说”的专家学者都有。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我国宪法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从宪法诉讼的基本概念出发，对宪法诉讼制度的目的以及价值进行梳理。宪法诉讼制度作为人类迈向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机制。具有维护现代民主社会的秩序、自由以及法治的价值。但宪法诉讼制度之于中国是否急需建立，需要考察我国国情与民情。在我国当前宪法政治化的观念还未完全深入，宪法以及法律中有关违宪审查的相关规定还很模糊，人大制度尚未完全发挥作用之时，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更为可行和急迫。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不仅具有知识累积的意义,而且具有改进中国宪法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依托中国宪法常识,可以认为中国宪法的真实性在于：在宪法性质上乃为去政治化的政治法;在宪法权力结构上乃为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二元权力架构;在宪法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方式上乃为以阶层宪法权利为核心、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政治化保障与实现方式;在宪法监督制度上乃为政治主权者基于使命——规律型代表而存在的垄断性与政治化的宪法监督体制。     

突破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障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意义和对策

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实现根本性转变,必须与政府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相辅相成。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利于突破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障碍,提高政府公信力,重塑政府形象,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的积极引导作用,有利于把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着力点。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服务为核心的行政理念,以转变职能为核心,以依法行政、公开透明为准则,以＂大部制改革＂和＂公共财政＂打造为推手,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切实的体制保障。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要动因

中国法治建设必须结合本土的法治资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人民民主是中国法治道路的目标,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法治道路的基础,三者同时也是中国法治道路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论洛克有限政府思想及其宪政价值

洛克作为近代宪政民主政治思想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凭借《政府论》上、下两篇的论述,在批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对"有限政府"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尤以《政府论》下篇为代表,对后世宪政的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可以说在洛克相关理论的影响下,才有了今日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现代宪政理论。本文通过对洛克有限政府思想进行溯源剖析,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宪政价值。     

法家的法治主义：历史话语与当代使命

从《史记》到《四库全书》,法家学派的法治主义主张蒙受了众多史家的非难与谴责;近现代以来,法家的法治主义又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实质法治主义＂学说的侵袭。其实,法家的＂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等政治法律思想是中国原生态法治概念,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在当今多元政治思潮并立、社会经济充满激烈竞争的新战国时代及严峻的中国现实问题面前,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不失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一种选择。     

论环境法的正当性的依据

判断和论证环境法的正当性有五项依据。科学依据是判断环境法正当性的＂钢规铁律＂,具有正当性的环境法律应该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信仰和伦理道德是为法律提供正当性的基本方式,衡量法律是否正当的最终标准是正义,而正义基本上是一个信仰、伦理道德问题;利益是衡量法律正当性的常衡器,将利益作为判断法律正当性的依据,是指该立法是否增加了正当的、积极的利益,是否限制了不正当的、消极的利益,对增加的和限制的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将合法律性作为论证环境资源法正当性的一个依据,主要指其符合宪法、法统和环境基本法律;衡量制定的法律是否正当、有效,主要取决于该立法过程是否切实遵循了正当程序,判断立法程序正当性的实际标准,是看是否重视立法的民主程序和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