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实体:道德教化的社会环境支持

人们在讨论道德教化问题时,一般都认为只要制定一套合理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教育人们遵守执行,就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而实际上,道德教化是人的内在心灵的整体生长,所以需要社会的伦理环境的支持、营养。因此使人们的生活共同体成为伦理实体,对道德教化来说是绝对必需的。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内涵特征及社会功能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核心,其内涵从最初的孝亲意识逐渐演化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乃至国家的治国方略。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社会稳定、家庭和谐、文化教化等积极的社会功能。分析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涵,突出其历史价值,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而且对保持国家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中国家族的历史变迁

中国是一个家族传统浓厚的国家。历代王朝借助家庭伦理、家族制度及三纲五常的道德教化实行社会控制。     

从更深层次上推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我们所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实质是精神领域的一次变革。在精神文明创建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仅要注重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养成，更要从深层次上把握文化的伦理教化作用，实现文化范式的转换，突出重点和难点，     

从道德革命到伦理觉悟：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对民族整体生活的精神性把握就是伦理精神。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化面临着现实上的与观念上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道德革命思想启蒙的困境;另一方面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就其理论逻辑而言,唯物史观对民族伦理精神的激活,体现为自我主体（主观道德）—世界（社会实体）—实在主体（伦理精神）的辩证发展。就其主体形态而言,从早期共产党人的伦理觉悟到唤起人民的精神主动,伦理精神从主观形态转变为客观（现实）形态,实现了精神突围,构成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就其历史形态而言,作为共同体生命原则的伦理精神的创新发展,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百年团结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伦理精神的新传统。     

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域解析

在现代性不断增强而精神伦理家园日渐衰落的历史境遇中,深化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域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着重探讨：生产力范畴与道德范畴间存在必然逻辑联系,但并非简单、机械式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传统威权宣谕式道德伦理教化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制度伦理建设日益成为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基石;社会道德建设应提升至文化哲学批判高度,实现对小农意识和市场经济物化与功利意识的理性批判,促进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和谐共生。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以性善论为伦理基础,以“内圣外王”为治国模式,以民本思想为德治方略的核心,以道德教化为施行手段。作为中国古代儒家学派提出的治国理论,传统德治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导引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和历史局限性。批判地继承传统德治思想,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工具主义道德观及其实践困境——中国传统教化体系探析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道德教化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做到很好,但是,道德教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毕竟是适应的。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改变,传统中国的道德教化体系无法与近代文明对接。如何走出传统德治教化的窠臼,恰当地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工具主义道德观及其实践困境——中国传统教化体系探析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道德教化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做到很好,但是,道德教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毕竟是适应的.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改变,传统中国的道德教化体系无法与近代文明对接.如何走出传统德治教化的窠臼,恰当地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更深层次上推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我们所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实质是精神领域的一次变革.在精神文明创建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仅要注重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养成,更要从深层次上把握文化的伦理教化作用,实现文化范式的转换,突出重点和难点,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选择,达到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     

我国伦理道德建设走向的维度转换

伦理取向、致恩趋向是事关道德建设“全局”和“根本”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伦理取向维度强化教化伦理，在致恩趋向维度凸显工具理性，忽略乃至遮蔽了生活伦理和价值理性，这就割裂了道德结构的内在统一，致使道德践履出现严重偏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呼唤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在社会转型的当代语境中，道德建设的发展走向应当是教化伦理向生活伦理贴近、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     

应正视中国社会信任危机

人们之间的道德互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社会生活人文化的显著特征.当下中国社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其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关系约束机制日渐失效而新的制度约束机制严重缺失,以及道德的位次在社会价值序列中急剧下降紧密相关.走出信任危机,需要加强道德教化,努力培育人们的契约精神、契约意识,特别要加强制度建设,增强人们对制度承诺的信任.     

“善”作为中国的宗教伦理

在中国快速变迁的经济环境下,善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中对命运、缘分和报应等信仰的核心存在,是中国道德资本的部分.一些当代的中国人回到传统,从其中的词汇与象征符号中获得个人选择指导来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以善为伦理核心的传统道德资本的信仰和实践有助于现代人调适其所处的现代生活环境,并将弥补因为现代化带来的道德与信任的缺失.     

西北农村地区道德谱系的历史考察——西北农村地区道德问题调查报告之一

道德是社会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全球化的今天，人们面临越来越多的道德难题与道德悖论。本文以考察改革开放30年来西北农村道德流变中独具特色的轨迹为进路，全方位梳理这一特定时段西北农村地区道德现象的丰蕴状貌，提出西北农村地区不同于中原腹地的中介性特征。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儒家伦理、宗教伦理、世俗伦理等相互交叉又相互作用的伦理机制，并且作出从局部到全局的拓展式研究。面对特定的新的道德场景和普遍意义上的现实伦理难题，本文通过审慎思考与研究，挖掘出有利于当代的思想资源，希冀对目前的中国农村社会道德建设有所助益。     

论中国当下的道德自由层次

中国当下的道德自由境况包括三个层次:道德自由的最基本状态——以"无害"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伦理;高于经济伦理的道德自由——以"有益"为原则的社会伦理;道德自由的"至善"境界——个人加入人类的"永恒存在"原则。这符合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正常道德要求,因此不存在所谓"道德退化"。问题是:人们没有厘清由计划经济的他律性道德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自律性道德的必然性,因而往往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抽象道德词语,来对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合理"现实,从而得出了今不如昔的道德感叹。中国当下道德较之计划经济时代之道德具有进步性。现今中国人对待道德自由的态度应该是:在守住市场经济伦理的道德底线的同时,努力达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伦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倡全社会向高尚的"至善"道德趋近。     

当代中国的道德转型及其实质

当代中国的道德转型实质上是由传统德性论向现代功利论的转型，对传统德性论的依赖明显地被置换为对现代功利论的关注。道德转型直接缘起于传统德性论的困境，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伦理需求，而市场经济则以其特有的形式奠定当代社会道德的伦理基础。     

“孝”文化的当代伦理困境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孝＂的文化。无论是从先秦的《孝经》到汉代的＂以孝治天下＂,还是魏晋的＂孝治＂,唐代的＂忠大于孝＂,或者到宋元明清时孝道教化的通俗化,＂孝＂文化在不同时期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本文对传统＂孝＂文化遇到的伦理困境加以详述,力求找到消解当前＂孝＂文化困境的最佳途径。     

境遇伦理模式新论

一 必然性:规范伦理模式向实践伦理模式的转换 不言而喻,当代中国的道德已陷入某种困境,而且,现在流行的规范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的形式模式)又没有能力扭转这种困惑的局面。现在,人们急切需要的是一种能直接指导现实道德生活的实践伦理模式,但是,现实的伦理理论却常常使人们失望。一方面,欧美的道德教科书是如此地不符合我国国情,如美国学者J·P·蒂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所构筑和提出的“人道主义伦理学”体系和“生命价值”、“善良”、“公正”、“说实话”、“个人自由”五项道德原则,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相径庭;另一方面,苏联模式     

伦理信任解构的伦理方式

社会健康发展,需要良序。社会良序敞开的基本方式,是国民人人为道德和行美德;支撑社会良序的动力机制是伦理精神,维护社会良序的结构力量是以伦理精神为导向的制度机制。伦理信任遭遇解构的现象方式是伦理行为放纵,本体方式是破坏维护社会良序的制度机制进而消解支撑其制度机制的伦理精神。当前,从老人摔倒"无人扶"到社会公信力下降,从"对人的不信任"到"对群体不信任"再到"对组织"甚至"中国制造"的不信任,是伦理信任遭遇伦理行为和伦理精神双重解构的体现。重建伦理信任的根本努力,不仅要加强道德和美德建设,更为根本的方策,却是培育人人为道德和行美德的文化土壤,重建护卫道德作为和美德追求的制度机制和支撑其制度机制健康运行的社会伦理精神。     

近现代中国电影的政治属性呈现历程

<正>19世纪末,电影进入中国之后,其社会教化的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电影成为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的重要媒介,在促进民族解放、宣传爱国主义、建构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无论是私营电影、红色电影,还是国民政府主导的电影,都发挥了宣传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