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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墨西哥当地时间2003年12月10日,正在墨西哥梅里达出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高级别政治签署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于2003年10月31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公约》是第一项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书,确立了被转移他国的腐败资产返还的原则,为国际反腐败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影响

正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2003年12月10日,我国签署《公约》。2005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公约》。近十年的实践表明,《公约》对我国反腐败产生了积极、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利于我国开展国际合作,遣返外逃腐败分子,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有利于我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论特殊侦查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为视角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反腐败公约》），这是通过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的首部国际法律文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反腐败公约》第50条规定了特殊侦查手段。我国应当借鉴《反腐败公约》的规定，赋予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手段，同时设立科学严格的程序进行制约。     

论《联合国反腐败条约》与我国刑事法之协调

2003年12月9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反腐败趋势及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存在一些差异,我国刑事法应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进一步协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腐败刑事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正式法律文件，于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05年12月14日在全球生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对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影响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它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国际反腐败斗争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文试图对《公约》的基本内容、特征及其对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影响进行分析。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公约》除序言外,共分8章,包括总则、预防措施、定罪和执法、国际合作、资产的追回、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实施机制以及最后条款,共计71条。《公约》的重要规定集中于总则、预防措施、定罪和执法、国际合作、资产的追回等章,以下对这5章…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述评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概述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反腐败公约》或《公约》)。同年12月9日,联合国开始在墨西哥梅里达市召开为期3天的高级别政治会议,会上决定将每年的12月9日定为“联合国反腐败日”。该公约是联合国通过的第一项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并为公约的制定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12月10日中国代表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高级别政治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签署…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之完善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同年12月9日,联合国开始在墨西哥梅里达市召开为期3天的高级别政治会议,将《公约》公开给各国签署。联合国已决定将12月9日定为“联合国反腐败日”。根据《公约》第68条规定,该《公约》应当自第30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者加入书交存之日后第90天起生效。我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该公约。截至2005年9月15日,已有30个国家批准了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against Corruption,以下简称《公约》)已于2005年12月14日生效①。2005年10月27日,我…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与我国反贿赂犯罪法的完善

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专门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最新法律成果,反贿赂犯罪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应完善反贿赂犯罪立法以推动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我国应完善《刑法》的相关规定,为将来实施公约作好法律准备。     

改革诉讼制度堵住贪官外逃后路

近年来,贪官外逃带到境外的资金数额令人触目惊心,为此,我国加大了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力度,2003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高级别政治会议上,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的签署必将为我国完善现有诉讼制度,堵住贪官外逃后路起到积极作用。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提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救济

在我国当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不能得到有效救济。列举被害人权利救济时出现的三个问题:侵财型犯罪的被害人的权利难得救济、被害人无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的"先刑后民"原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立法建议及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