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改革的中国经验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行,各地法院创造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的改革经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在进一步推进法院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对这些改革经验进行及时总结,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给予适当的回应。为此,需要发展审判独立原则的内涵,对"去地方化"改革的困境、司法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的分离、员额制的难题以及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保障等问题,提出新的改革思路。     

美国少年司法的新近发展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地———美国 ,它的少年司法体系的改革令人关注。本文回顾了美国少年司法政策的发展历史 ,并系统地检验了美国少年司法体制 ,总结了美国少年司法的历史 ,阐述了美国少年司法近年来的发展状况 ,这些发展推动了学者们对美国少年司法的深入研究 ,从而为处理青少年偏差行为指明了合理、有效的策略。本文还涉及到意识形态、政治策略和媒体对少年司法的公共政策的影响问题 ,最后探讨了将来美国少年司法领域中可能出现的争议。     

论司法质量的优化与评估——兼论中国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中国司法机关开始积极探索绩效评估、案件质量考评等制度。经过多年探索,中国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在强化司法管理、优化司法质量等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也凸显了诸多弊端,如评估目标定位不清、地区差异考虑不够、定量方法过度偏重及司法用户欠缺关注。从比较法的角度考量,司法质量的优化及评估最早发端于美国,之后影响了欧洲大陆及世界其他国家。各国优化司法质量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决策者尽可能在“司法官独立”与“质量评估”之间作策略性调和。在优化模式上,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及法国等代表性国家多采用程序型、管治型、管理型及结构型模式优化司法质量,并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改革应立足域外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取长补短,在既定政策框架下确立更符合司法规律的改革路径。     

宋朝在司法上的变化和发展

宋朝是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和百年藩镇割据之后建立的汉族封建统治,统治者为强化君主专制,积极从事行政立法,推进司法改革。本文主要论述了宋朝在司法上的变化和发展,并探讨了这些变化与发展对当今司法改革的启示。     

美国宪法修正案与其死刑制度改革

联邦体制之下的美国死刑立法与制度改革,并非简单的州际立法取舍与司法适用标准变革问题,而是历时经久、事关宪法效力的根本问题。美国死刑改革作为世界死刑多元化改革模式中一个独立而有益的范本,其发展经历了以立法改革为中心向以司法控制为中心的转变。宪法确立的"二元联邦"制、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是宪法修正案影响美国死刑变革的制度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与不寻常刑罚"条款进行"进化中的伦理标准"解释,不断调整死刑适用程序与实体标准,构建出以程序上的"双阶程序"、实体上削减与引入法定加重情节限制为核心的死刑裁量制度,开创了死刑立法与司法改革的双向互动局面。     

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制度之省思

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提级管辖和异地交叉管辖改革日渐式微背景下的新一轮尝试。在集中优质审判资源审理行政案件、实现司法审判区与行政管理区有限分离和维系行政诉讼程序安定性方面,相对集中管辖改革有望发挥积极作用。由于没有突破现行司法体制,且对行政诉讼审级结构形成冲击,相对集中管辖改革依旧难以摆脱不了了之的宿命。无论采行集中管辖、行政法院还是维持现状模式,都必须以法院的人、财、物独立于行政机关为前提,惟此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审判权的独立公正行使。     

从“管控论”到“治理论”:司法改革的一个面向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情势变迁背景下,我国法院系统已面临愈来愈多的挑战,因此必须向治理模式下的司法功能转变.司法仅是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中的一种;法院是法官居中裁判的场所;司法应公开、法官应独立,并以此来衡量新一轮司法改革蓝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司法试验的一条现实途径,而通过司法试验,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司法经验,将成就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论司法改革中的独立检察权

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改革实现司法的公正和现代化,实现社会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独立公正妥当地行使检察权是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前提,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为要确保司法的独立,必须保证检察权对立法权及其它行政权的独立。”虽然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但是由于理论和现实的原因,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并未得到切实的保障和实行。     

浅析司法责任制中检察业务人员的工作关系及责任划分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其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司法改革进程中尤为重要。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司法独立,其中检察权的独立不仅需要外部独立,更需要内部独立,而此种独立必会改变检察官对案件的负责机制,使权力更加明确,责任更加具体,同时,这种改变会与现有模式发生冲突,故本文将从检察长、部门负责人、检察官三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阐述。     

论我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回应型改造

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改革在目的观念、价值选择、组织结构和裁判理念上面临着一系列冲突。作为一种法治发展范式,回应型法理论主张以契约关系作为回应的逻辑前提,以开放和参与作为权威的构成要素,以目的作为规则和制度的评价标准,以司法审查作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途径,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目的、主体、角色分化及其对应的实现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发展优势。长远来看,增强司法的回应性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但短期内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却较为有限,在模式改造过程中还存在压制性增强的风险。     

独立审判与司法公正

“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独立审判是我国宪法现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前提,而独立审判的实现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来保证。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任务。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必然涉及深层次的司法改革即体制改革的问题。本文拟就如何通过司法改革,从法院体制上、审判工作运行机制上和法官队伍素质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实现司法公正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当代中国的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基于中国司法国情的初步分析

在当代中国，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是中国司法国情状况的必然要求，体现了鲜明的自主品格与中国特色。自主型司法改革是社会主体从本国国情条件出发对司法改革方案、进程、目标和路径的自主选择，体现了司法改革的“中国中心主义”。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实际上就是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经验，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只有正确认识固有的司法国情条件，才能科学选择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依法、独立、公正--我国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与实现途径

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 ,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依法是实现独立、公正的前提和基础 ,独立是手段和方式 ,公正是司法的内在价值追求。实现上述目标 ,必须改革政治体制 ,完善司法制度 ,健全制约机制 ,强化法制统一。     

审判工作机制的独立与监管

近年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普遍开展了以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落实合议制与独任制为主要内容，以建立独立、公正、公平、合法的审判工作机制为最终目的的司法改革，然而由于司法体制、传统观念、工作习惯以及历史背景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制约，审判工作机制的改革不可能一减而就。本文旨在通过对审判工作机制改革中两个关键性问题即审判工作机制的独立与监管机制的建立加以探讨，以推动审判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发展。审判工作机制的独立审判工作机制的独立是司法独立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与高效率的重要前提与保障，同时也是《人民法…     

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

以明辨是非曲直、凸显权力对抗和司法主导运作为特征的封闭对抗型行政审判模式,孕育于特殊的政治体制改革环境之中,却在行政诉讼法实施的进程中遭遇严重挫折。近十年来,人民法院在社会转型中通过不断调整司法政策实现了行政审判模式的悄然转向,一种新的以促进行政纠纷实质性化解、实现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程序运作主体多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已经初现。在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的建构中,应坚持适度抗衡是前提、机制创新是关键、普世价值是界限的基本原则。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会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产生深刻影响,还能够为我国自主型法治进路的探索积累有益经验。     

从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到社会治理的推动者——基于“寻乌经验”司法治理模式的思考

“寻乌经验”是以赣州法院系统为代表的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是导源于“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的新时代司法治理模式。鉴于当前基层法院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司法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司法治理模式需要进行相应变革。借鉴“寻乌经验”治理的模式和做法,可以在创新发展中深化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在内涵式发展中发挥司法治理的功能价值,在时代性发展中整合司法治理的社会资源,从而为基层法院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论1954年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审判独立原则体现不同国家宪法体制与本土化的经验。1954年宪法第78条确立的审判独立原则为新中国司法体制奠定了合宪性基础,体现鲜明的中国宪法传统与特色。在司法改革成为法治“热门话题”的今天,认真回顾1954年宪法“审判独立原则”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审判独立原则的现代价值,从历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中寻求实现审判独立的内在动力。     

不教而刑：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反思

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历经近代以来的百年发展，整体呈现的是上升而非下降的趋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刑法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逆势下调，虽然迎合了极端个案所引发的舆论压力，但既未经过严谨论证也缺乏正当性根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否下调，需要厘清的是其背后所涉及的童年观、罪错观、保护观的争议与分歧，由此才可做出理性评判。若要对刑事未成年人进行刑法上的例外非难与谴责，学理根据上多采折中说，但亦须在立法与司法中予以严格限制；而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须以优先启动少年司法后例外剥夺“未成年人”身份为前提。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的反思，不应止步于司法限缩，其检讨意义在于警示我国应高度重视少年司法改革，尽快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形成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二元结构体系。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积极推进司法改革

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适应国际潮流的要求，是司法工作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新时期的司法改革要坚持和完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既要坚持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要坚持“自上而下”，维护司法统一；要有利于更好地接受监督。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最佳结合；实现司法理念的现代化；理顺司法机关与其他相关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独立、清廉、职业化的司法队伍；树立司法权威。中国司法改革的任务主要有：加强司法队伍职业化建设；改革司法管理体制，保证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健全司法工作保障机制；改革诉讼制度和程序。     

民事诉讼模式正当性反思——一个实践哲学的视角

诉讼模式转换和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对诉讼结构分析的框架,成为民事诉讼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但模式应是对诉讼经验和诉讼过程的分类与比较考察,不应前置为可以建构的理论目标和对司法发展的预期,从而架构性的按照单一司法理念来对诉讼模式进行设计。当下民事诉讼的理论发展应超越模式分析的类型学划分,避免诉讼模式的刻意的选择和设计,着重关注司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现实转化,超越在模式框架下的狭隘的理论建构,从实践合理性的角度完善诉讼结构,形成以实践理性为主导而不是权力话语主导的司法运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