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省际差异、原因和影响初探

中国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向来由各省在不违背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的前提下自主决定。论文对1994分税制改革后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差异、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内财政收入划分向县（市）倾斜正相关,与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负相关。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财政供养人员下沉基层、农民收入、城乡差别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次国家财政结构与地方治理:一项实证研究

论文讨论了纵向的地方财政支出分权与横向的公共支出结构导向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治理与善治、财政联邦主义与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理论视角,我们建构了地方治理绩效、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支出的发展性与再分配支出导向,进而利用1997—2009年的分省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省以下支出分权水平可以显著地促进地方治理绩效,且这种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县级而非市级支出分权;由于公众需求、腐败寻租等因素,发展性支出比重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地方治理绩效,而再分配支出与之截然相反;因为"软预算约束"等问题,地方净转移支付收入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显著恶化政府治理绩效;此外,政府治理绩效往往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并具有较强的时间序列稳定性特征。基于上述中国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就如何改善政府财政职能与转移支付体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寻求负责任的财政分权政策

在过去的30年里，当中国高速发展始露端倪之时，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着手实施（或至少接受了）向次国家级政府分权的理念。西方公共财政和公共行政理论认为，制度安排中的这些转变将造福于社会。而此类改革中引起政策制定者和分析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财政分权后，次国家级政府在何种程度上是“负责任的”，以及怎样的政策工具能提高这种责任性。论文视地方政府的责任为一个两维概念，并回顾了责任工具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在理想情况下，地方政府均对当地居民和中央政府负责。尽管呼吁和退出往往被视为地方问责的最主要机制，但也有文献提出诸如公民社会、参与方式和媒体等机制也起到了作用。对中央政府的财政责任一般通过某种财政审计的方式来实现；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方法。论文概略地总结了在中国行政环境中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及其应用。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财政分权、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成本效益——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成本效益的分析框架,从而更好地识别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是否转化为居民能享受到的最终结果和效益。利用2002—2012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了公共服务成本效益指数。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公共服务成本效益最高,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成本效益最低。然后运用Tobit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政府规模对政府公共服务成本效益的影响,发现财政支出分权、收入分权与公共服务成本效益指数显著负相关,省级财政自主度对公共服务成本效益没有显著影响;地方政府人员规模与公共服务成本效益呈倒U型关系。     

测量分权的挑战

世界上许多政府或是在考虑、或是在进行着财政和决策制定权向次国家政府的分权改革。但是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来说，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分权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发生了？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以某种形式进行测量。论文说明了在试图设计行政和财政分权测量措施中所遇到的挑战，并指出，在设计地方政府行政和财政自治程度的精确指标时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分权与治理: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综述

各国分权改革的本意都是旨在形成政府的问责机制,让政府更加负责。而传统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仅仅关注了分权带来的公共产品供给变化。论文梳理了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分权的研究文献,从分权与治理的相互影响梳理出已有研究在分权与政治竞争、分权与政府公共投资、分权与政治稳定、分权与政治权利的激励相容、分权与财政的稳定性等方面的贡献。指出未来中国相关研究应具有的新视角。     

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通过分析我国1994年至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引入高等教育指标以及反映居民文化增长的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等指标,就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的显著的影响。同时,高等教育、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了显著的推进作用。最后,文章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并提出旨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研究——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的视角

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的差异是影响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大小的重要因素。论文通过"中央对省的支持力度"、"省内的收入集权程度"、"省市对县的转移支付倾斜幅度"以及"省内县际间转移支付横向分配的均等化取向"4个变量维度对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进行组合,得到中间层级政府财政分配行为的8种模式。同时,对各种行为模式下的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进行预测,且通过了2004年以2000多个县的数据为基础的实证检验,从而解释了不同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模式下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结论部分探讨了中间层级政府应当如何在"增长"和"均等"之间进行权衡。     

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当前以政治集权、财政分权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所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影响的原因、机制和结果。     

强制性支出责任与地方财政自主权

《宪法》和《预算法》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以此为基础,地方政府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为地方居民提供符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的公共品与服务,并调控经济运行状况。分税制改革减少了地方的财政自主权,从而导致地方支出效率的降低。法律和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设定强制性支出责任,旨在遏制因地方支出效率降低产生的公共支出结构扭曲和区域间支出水平差异等状况。但是,强制性支出责任在客观上却进一步降低了地方的财政自主权,从而陷入新的恶性循环。赋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财政自主权,是优化地方支出结构、提高地方支出效率的基础性制度依赖;强制性支出责任仅具有辅助性功能。两者不能本末倒置。     

财政分权与我国地方政府角色的再认识——地方化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表面上看是一个治理技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问题.《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试图在治理技术层面对财政权责进行纵向界分,但这一改革进程需要在关注技术性、局部性改革的同时,引入结构性和系统性改革思维.地方政府的角色界定及其法律地位的明确化,是央地财政关系的一个核心因素.通过引入地方化原则、辅助性原则而明确地方性政府的主体地位,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财政改革具有基础性意义,对优化我国纵向治理结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什么财政教育投入达不到占GDP百分之四的目标：一个基于跨省多年度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

论文试图就中国未能实现财政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的政策目标提出一个解说：教育在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体制中占据一个很低的位置，导致它在地方财力分配决策时被边缘化。这个解说在我们对1997—2006省级面板数据分析那里得到了证明：随着地方自有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的边际递增，财政教育投入呈边际递减的趋势。     

县乡财政困难、财政风险与财政体制调整

财政困难和财政风险有着本质的不同,财政困难是财政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县乡财政困难中隐含着财政风险。不完善的财政体制不仅造成县乡财政目前的困难,也在运行中隐匿着财政风险。县乡财政体制的调整不应仅着眼于财政解困,从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角度来调整和完善财政体制更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     

论我国市区两级政府事权的法律界定——以财政分权模式为视角

我国市区两级政府间的事权,相对靠近基层和群众,其划分直接关系到市区两级政府的职能行使和最广大基层群众利益。虽然近几年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着事权划分不一致、不合理,权责不统一,事权相互监督乏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由我国现阶段行政式财政分权模式的划分依据、主体、内容决定。为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市区政府间事权从行政式分权模式向法治性分权模式转换,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三种途径：一是加快健全有关法律体系;二是加强区级政府的谈判能力,以立法机关为划分主体;三是下放加强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加强市区两级政府间的相互监督。     

财政分权制度模式比较与中国的选择

经过对相关国家财政分权实践的考察,可以概括出财政分权的制度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对称型和非对称型。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复杂化的现实背景下,两种制度模式存在融合趋势。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国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应该选择非对称型作为未来财政分权的制度模式。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问题与出路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在不同时期呈现相异的经验与问题。1949年到199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大起大落,缺乏稳定的法律规范。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虽然基本实现了预设的目标,但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税制不平等并且按税种划分收入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等问题,虽然分税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在整体上基本到位,但是各地财政收入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只有在诸多方面实现财税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比如分税制的收入划分应遵循效率、公平和适应等原则;税收征管体制必须尽快立法化和司法化;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必须获得合理分配;在地方获得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界应更加明晰。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能力不足问题,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论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影响地方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典型的目标瞄准型社会政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收入再分配特征。政府希望发展城市低保,以高效地筑牢社会安全网。回应中国式分权治理机制下地方政府发展社会政策的激励扭曲、能力不足问题,中央政府自2000年以来通过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来匹配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然而,筹资的集权并没有带来城市低保的扩张,反而招致一定程度的紧缩。论文在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检验了影响地方政府城市低保福利努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除政府偏好发展社会保险而带来的挤出效应外,社会阶层间互联网政治参与差异、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是阻碍地方发展城市低保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问责配合的筹资集权无法解决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不足问题。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