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与嬗变:建国以来国家廉政体系的历史考察

国家廉政体系虽是透明国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新兴概念,但它却与各国政府及其执政党治理腐败的历史同样久远。国家廉政体系包括支撑国家政治廉洁的一系列机构性支柱和保障机构性支柱均衡发展的核心规则两个方面。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历程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廉政体系的演进经历了初步建立、遭受重创、逐步恢复、形成特色、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深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廉政体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其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推进我国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国家廉政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

如何治理与防范腐败,成为各国在发展前进中重要的课题。20世纪末,“透明国际”提出了“国家廉政体系”理论,它超出了传统反腐败理论的范畴,对反腐败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对国家廉政体系的基本理论及意义作出概述的基础上,以香港、新加坡、北欧国家等为个案分析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构建廉政体系方面的成功经验,提出在此基础上运用国家廉政体系理论,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廉政建设的有益做法,建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廉政体系即反腐倡廉体系。     

廉政制度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

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历来十分重视,构建了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体系。然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实际工作中,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腐败案件仍然居高不下。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反腐倡廉制度缺乏有效的执行或者执行力不高,其主要表现为执行力上强下弱、层级递减,执行人员避难就易、见风使舵,并奉行“好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廉政制度执行力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能力,执行者的心理态度、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和制度执行的外部环境是影响廉政制度执行力的主要因素,且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廉政制度执行力。提高廉政制度的执行力,应积极营造具有良好执行意识的组织文化,健全科学完备的廉政制度体系,强化刚性约束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具有制度意识的社会崇廉氛围,从而实现社会的廉洁善治。     

儒家廉政思想的现代转化与借鉴意义

儒家廉政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廉为政本＂、＂吏为廉先＂、＂廉政为民＂等主张,折射着儒家学者们以礼治国的感悟和政治智慧。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或多或少地会从儒家廉政思想中挖掘出些许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建立＂惩治、预防与教育、监督并重的预防体系＂、＂以德治国＂思想、＂干部自律＂观念等分别是儒家＂廉为政本＂、＂廉政为民＂、＂道德教化＂、＂为政以德＂、＂修身正己＂等思想的现代转化,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弘扬儒家＂道德教化＂理念,加强道德教育,能够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廉政理念;弘扬儒家＂修身正己＂思想,树立高尚品格,能够培养领导干部优良作风;弘扬儒家＂廉政为民＂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能够增强领导干部公仆意识。     

党内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和加强党内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监督突出之点在于加强制度建设。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 ,今后应强化监督意识 ,提高自身素质 ;加强监督立法 ,健全廉政立法体系 ;建立独立的廉政机构 ,明确监督权限 ;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政党监督的经验。     

王船山廉政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推进当代中国廉政建设,要把总结和继承古代优秀廉政思想与创新和改进现实廉政工作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道路。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基础上,结合自身官场经历和对明亡的深刻思索,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廉政思想。其廉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修官德,以求国家‘久安长治’","抓监督,重点在‘严于治上官’"和"建立‘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权力监督制衡体制三部分。王船山的廉政思想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工作有重要的启示:加强官德培养——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加大腐败犯罪打击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完善现有权力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岗位廉政责任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位廉政责任体系建设将风险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方法,应用于反腐倡廉的实践,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通过从领导岗位到骨干岗位的层层廉政风险排查与防控,还可以探索一套适合单位情况的廉政风险防范体系,从而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有效地实现了对腐败的预防。     

廉政政策滞后的原因及防治路径

廉政生态圈由廉政精神、廉政制度、廉政物质、廉政行为共同构成，能对权力异化、腐败行为形成有效威慑力。廉政生态圈对于廉政建设有特殊意义，能在突破廉政运行滞碍、弥合廉政要素张力、克服廉政建设续航不足、消除廉政主体弱化等方面发挥重要功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廉政生态圈建设将会成为廉政建设新的增长点。现实中，我国的廉政生态圈建设面临着非廉政“成分”侵蚀、腐败行径新变化、社会廉政氛围不浓、廉政生态圈要素联动不够等方面挑战，需要通过精神倡廉、制度保廉、行为固廉、物质促廉的实践路径，来强化廉政生态圈的辐射力、保障力、约束力、导向力，最终促成其健康持续运行。     

封建残余思想文化对廉政制度执行力的影响

思想文化对廉政制度执行力的影响是无形而又深刻的,封建残余思想文化作为一种消极腐朽的理念意识,在廉政制度执行的依据、主体、监督、环境等要素环节中制约着执行力的提高。具体表现为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制观念、人治大于法治的官僚主义、奴性思维下的顺民心理及注重熟人社会的交往模式等,因此,要积极吸取国内外优秀廉政建设成果,用以构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在廉政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中要注重发挥廉政文化的积极影响,通过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提高群众的监督意识,从而不断提升廉政制度的执行力,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     

廉政政策滞后的原因及防治路径

廉政政策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由于廉政政策决策缺乏前瞻性、廉政政策规划缺乏整体性、廉政政策变迁以强制性为主以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等方面的原因,廉政政策供给与需求不均衡,导致廉政政策滞后现象产生。寻找廉政政策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均衡,减少廉政政策滞后现象,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具体来说,可以从转变政府决策模式、强化整体廉政制度设计、改善廉政政策变迁模式和增强廉政政策创新持续力四个方面来加以防范和治理。     

削弱高校反腐倡廉制度绩效的因素及对策

在制度反腐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偏低的情况,直接体现为高校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制度绩效的视角来看,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偏低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反腐倡廉制度对高校权力制约的不足与外部环境的不良诱惑共同作用降低了制度执行力,进而导致制度功能丧失或低效。因此,要提升反腐倡廉制度绩效需要以体系建设为重点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各项制度,以权力制约为核心增强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以廉洁文化为主题营造反腐倡廉制度运行的良好环境。     

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的自觉建构

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有效预防和惩治党内腐败,实现腐败的标本兼治,建设廉洁政治,我们党就必须自觉建构和牢固确立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制度化反腐模式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来约束权力。生态化反腐模式强调反腐倡廉须在集约化和系统化的原则下追求综合效益,达到内生态与外生态的良性互动。大众化反腐模式强调让反腐倡廉的主体——人民大众真正归位,成为"价值层面的主体",并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形成"大众参与、大众负责、大众监督"的反腐倡廉氛围。这三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作的关系。将三者有效地融合并统一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根本之道。     

微博倒逼制度化反腐的成因及出路

微博反腐正成为自媒体时代中国反腐进程中方兴未艾的现象。微博反腐具有显著的正能量,它借助于焦点事件这种非制度化途径,起到倒逼政府介入腐败案件查处的功效,从而加速体制内反腐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进程。微博反腐的倒逼机理在于,它把以前只是由反腐机构与当事人掌握的不对称"内部信息",通过微博这种自媒体发酵为路人皆知的"外部信息",从而实现了反腐机构、当事人与社会公众间的信息相对对称。在腐败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体制内反腐的工作重心将逐步从对焦点案件的被动查处,转变为对制度化反腐方略的主动探求。未来的廉政制度化建设应着力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国家廉政制度设计中制度短缺与制度剩余的并存悖论;二是既有廉政制度实际执行力不足导致的"制度软约束"现象;三是选择性反腐的合法性危机。     

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学反腐——关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

对于权力腐败这一痼疾,必须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学反腐的道路,必须避免人治反腐、情绪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学的手段反腐,设计、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如建立财产公示、大额消费刷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等制度。但是腐败不是孤立现象,反腐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工程,若仅仅就腐败而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还需要做好科学划定权力界限,坚持权力最小介入原则,权力制约要形成法治的封闭式制约,从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     

网络反腐的行动类型、过程及实现机制

从公民行动的角度对网络反腐的内涵进行界定更能凸显网络反腐的实质。根据公民行动的方式、行动所指涉的对象、行动过程,网络反腐可以划分为腐败告知型、腐败挖掘型、集体动员型。三种类型的网络反腐行动中,公民从"围观"到"挖掘"到"抗争",显示了互联网时代草根力量的崛起。公共舆论的生成、倒逼、草根动员是网络反腐的行动机制。在未来反腐倡廉建设中,从廉政政策的制定、廉政制度的革新、腐败治理的议题等开放渠道,让草根权力在现实的腐败治理中有效地参与,是化解网络反腐舆情日益高涨的根本。     

社会管理创新理念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政府和社会为实现社会系统的良性发展,建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一系列过程。在社会管理方式不断创新的今天,各地反腐倡廉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和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有一些让人感觉流于形式,力量单一、薄弱,未能形成社会反腐合力。针对此种情况,今后应该选择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弘扬全民廉洁道德、抑制贿赂腐败犯罪三位一体的反腐倡廉路径,从理念的更新、主体的拓展、手段的多元化、制度的完善、法律的健全等多个渠道,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行政责任伦理视域下的公务员廉政教育

公务员廉政教育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实效性的提高事关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成效的全局。以责任为核心的现代行政伦理即行政责任伦理为我们加强新时期的公务员廉政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公务员腐败产生的主观原因在于责任感的丧失。因此,要以责任感的培养为核心内容,以责任认知教育、责任担当精神的塑造和责任行为能力的提升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目的,切实加强对新时期公务员的廉政教育。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及其折射的社会治理理念转向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运动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权力反腐模式、规制反腐模式、综合反腐模式、预防与惩治反腐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有交叉、重合,但主旨及重心大相迥异,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历史情境的需要,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权力反腐模式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权力,其反映的是浓郁的人治色彩。规制反腐模式是依赖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反腐败,其反映的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综合反腐模式是针对权力寻租普遍、腐败逐渐隐蔽、巨大等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反腐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广大民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大幅提升。预防与惩治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强调惩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立足于反腐败的同时更强调廉政建设,这一模式要求对权力深度限制与监督。     

制度为什么失灵？——从一起典型案例探析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加强制度建设是深化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内容。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有关廉政法律法规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大大推动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和科学化水平。但是制度反腐不等于简单的建章立制,开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既要高度重视制度体系本身的建立和完善,更要高度关注制度的执行和落实,特别是要解决好制度执行不力、制度失灵等问题。以发生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大背景下的韩桂芝案为个案,综合运用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提出要从制度设计、运行机制、社会认知、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分析探讨制度失灵的根源,切实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网络反腐及其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网络反腐包括民间网络反腐和官方网络反腐两种类型。民间网络反腐是广大网民借助于互联网,利用博客、微博、网络论坛、QQ群、网站新闻的跟帖、手机微信等形式揭露、举报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和政府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活动。官方网络反腐担负着监督执政党组织、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运作公共权力,进行公共管理的各项活动的责任。政务公开则是各级政府开展网络反腐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要实现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的有效衔接,使之真正成为政府纪检、监察等机构反腐败功能强有力的补充。网络反腐更重要的功能应体现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