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构建合理的行政应急权力的法律保障机制十分必要。现代法治的终极目标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实现限制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平衡便成为核心问题,对此应当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权利应当限制和保护的范围,建立有效的行政权力监督机制,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     

澳大利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法律保障（三）——立法动向和借鉴意义

通过不断加强公共卫生立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卫生与老年部下设了国家预防保健局,日益关注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推动示范法律的研究和运用,将风险管理引入立法程序,促进联邦与州/特区的立法协作。中澳两国存在特有的公共卫生关系,澳大利亚在公共卫生法律方面的实践和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借鉴意义,特别是法律示范和统一机制、立法过程的风险评估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等方面。     

以权利制约权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基本权利立法实践的发展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2010年如期形成,标志着法律日益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保障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制度手段。从政策调控到法律体系——这一公民权利保障途径的变化,正是改革30余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快速立法的社会背景及深层原因。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法律保障权利,又通过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法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整合。当下,继完成民生立法的工作重点后,未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注点应转入公民有序参与的政治权利领域。     

浅议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它在司法适用上还有许多的问题及限制。如何让宪法走入司法领域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一个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紧紧围绕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中心，在逐步提高对宪法认识的基础上，赋予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或者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以促进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进程。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基层法治实践探析

基层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阵地和坚强堡垒，在抗疫实战中面临着严峻考验。如何破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基层治理之困，实现基层法治现代化，成为当下行政法学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通过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基层治理及法治研究意义的探析，整理、总结基层防疫治理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及法律原因，进而提出加快完善突发应急法律体系、行政下移与多元参与协同并进、构建基层常态化应急防控机制等建议。     

澳大利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法律保障（一）——公共卫生的法律支撑

通过国际视角分析,本文研究了澳大利亚的法律体系、公共卫生法律的内涵以及公共卫生职能的法律界定,为进一步研究澳大利亚依法为国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奠定基础。     

法律信仰的缺失——中国司法改革的“软肋”

法律信仰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但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缺失现状令人堪忧，成为司法改革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一颗‘每瘤”。其形成原因主要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运行成本过高、司法腐败的恶劣影响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本文指出要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需要注意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科学契合、完善法律体系，解决法律冲突，同时需要根除司法腐败、对民众进行普法教育等多项措施的联合并用。     

论《国家安全法》的基本法律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安全领域立法明显加快,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正在形成。从立法指导思想、调整对象、对国家机构职权和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立法表达技术、法律作用定位等方面来看,《国家安全法》具有该法律领域基本法律的属性,是国家安全法律领域的基本法。由于立法需求急迫同时立法条件不足,该规范性法律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需要协调好该法律与宪法以及相关基本法律文件的关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该法提升制定为基本法律,应是合理的法律发展逻辑。     

以公民权利制约行政权

公民权利与行政权的含义、关系及其公民权利对行政权的制约,长期以来是我国行政法上的一个盲点,同时也是一个焦点问题。本文从法源及其现实表现层面论述了二者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并从立法及其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方面阐述了公民权利对行政权的制约。     

浅谈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个法律体系,说到底就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入宪后,公民权利被提到了更高的法律地位。宪法公民权利的本质是人权。人权的保障需要各级国家机关根据宪法的职权分工,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有效保障。     

民事权益受损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考辨

民事权益受损者本应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一旦其请求行政机关介入查处违法行为或解决民事纠纷时往往会引发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本文采实质诉权说认为,民事权益受损者起诉权的认定应以公法请求权为基础,故需以保护规范理论为工具探寻公法规范中是否包含保护私人利益的指向,而非简单以侵权行为影响论或行政行为影响论判断受害者的行政诉讼原...     

行政法上请求权的理论构造

公法请求权根源于并服务于基础性公法权利,但具备独立实体权利的要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确保或回复基础性公法权利不受干扰状态的干扰防御请求权和作为受益权核心内容的给付请求权是公法请求权的两种典型形态。公法请求权的确认和保护,对基础性公法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实现对公法请求权的全面保护,方可实现对基础性公法权利的全面保护。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和司法的革新措施促进公法请求权的行政法制保护,以提升公法权利的行政法保障水平：一方面,行政立法应当树立对公法请求权予以直接立法确认的理念;另一方面应通过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促进公法请求权的司法保护。     

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公民权利保护的立法进展与思考

2003年以来,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生命权、健康权的维护不断强化,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及其生活保障更加人性化,财产权的政府处置权力与补偿义务逐渐对等化,知情权的运用逐步制度化、个体化,受救助权的实现形式日益多元化,隐私权的规定越来越具体化,不受歧视权的保护范围适度细化。但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公民权利保护,建议：加快公民权利保护均等化的立法步伐,关注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提高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意识,汲取国外依法保护公民权利的有益经验。     

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

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仅适用个别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 ,或常会发生改变的 ,或处于公法与私法交叉地带的 ,或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规定 ,均应由单行法加以规定。我国民法典体系要采纳德国潘德克顿模式 ,应以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总则 ,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来展开分则。分则应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在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 ,应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权责任编。     

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与规制

基于物权的自由属性,现代国家无不对物权提供全面的保护。而物权的社会化,突破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分析框架,其突出表现是行政权大量入侵物权领域,具体包括保护与规制两个层面。因此,物权立法应当立足于私产保护,以社会为本位,把物权置于全部社会关系之中,在规定物权的私法规则的同时,确立物权与行政权的基本关系准则:限制行政征收征用;对合法财产不得处以没收处罚;物权在行政法上的义务应随物权消灭而终止;同时,灵活规定物权登记不作为的物权效果,物权的发展和保护应当向行政法开放,以限制不合理的行政规制,并激活行政法的物权保护功能。     

寻找丢失的人格--从罗马、德国、拉丁法族国家、前苏联、俄罗斯到中国

人格即法律主体资格。在罗马法中,人格———身份具有公私法混杂的特征;在近代欧洲大陆国家开始的法典化过程中,拉丁法族国家民法中的人格一词,依然包含公法因素,而德国法则创造权利能力概念取代人格,试图将人格私法化,但这样做却丢失了人格;前苏联民法中,人格则具有主体性要素之法律保护意义上的人格权,知识产权中的人格权,法人的人格权三种含义;新制定的俄罗斯民法典则回归到传统的主体资格意义上的人格概念。在我国民法典制定时,应恢复传统意义上的人格。     

论环境权的性质

环境权是一项以环境要素为权利对象、以环境利益为权利客体、以享用良好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具有人格面向的非财产性权利。环境权本身既非人格权亦非财产权,而是一项需要综合运用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系统保护的独立、新型的环境享用权。环境权与资源权、排污权的权利对象都是自然要素,但三者的权利客体各异,分别指向环境支持功能、资源供给功能和环境纳污功能。资源权、排污权属于广义财产权的范畴,在价值取向上同环境权截然相反;自然保护地役权具有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双重属性,属于保护自然的权利。被称为程序性环境权的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参与权,亦非环境权,而属于保护和实现环境权的派生性权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本质上属于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之行政命令的司法执行诉讼,尽管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一样,也具有环境权益保护的重要作用,但二者均不属于环境权诉讼的范畴。     

对物权法草案合宪性质疑的理论回应

在法制发展史上,包括物权制度在内的民法是先于宪法产生的.涵盖了物权法的民法恰恰是现代宪法的精神与制度源泉.在结果意义上而非发生意义上,宪法具有在法律位阶上高于物权法等部门法的地位.宪法是以公法的身份借助国家力量对一切财产权利予以确认和保障,而在物权法所调整的私权交往领域,各类财产权利关系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主张应在物权法中规定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是对私法功能乃至宪法之公法功能的错误理解.     

国家义务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国家与公民关系新视角

国家义务对于公民权利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现已经成为主导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主轴,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应成为现代公法体系的核心内容和现代公法学的基本范畴。而且,国家义务直接源自于公民权利并决定了国家权力。国家义务以公民权利为目的,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以国家义务保障公民权利,是对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超越。     

个人信息权的体系化解释——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公法属性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它采取了将个人信息权作为新兴公法权利的思路,确立了完整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和《民法典》一起形成了公私法共同协力的进路。《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权利束的方式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可携带权和信息权利救济权等。《个人信息保护法》从立法依据、权利体系、条文设计和规制措施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公法属性,这也可以从基本权利的双重面向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得到理论上的证成。这部法律是数字时代公法秩序的基石,它对公法边界的形塑仍需通过其实施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