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与理性怀疑：一个理论的探讨

曹文宏在《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广义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耦合关系，因此，改善政府信任须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考虑。问题是，在改善政府信任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聚焦于政府本身，而忽略了公众，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公众对政府的理性怀疑在政府信任改善中的重要性。改善政府信任还离不开公众的理性怀疑，这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变，一种思维定势的转向，需要在学理层面上给以分析和论证。     

司法权威与公众法律信任关系阐析

"辱母杀人案"一审判决书公布的法律事实及判决结果引发公众强烈质疑,暴露出了当前公众法律信任与司法权威之间存在的严重断裂现象。公众判意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复杂交织、当下司法无法胜任适格的权力信源角色是形成信任断裂的内在原因。司法要回应公众质疑、赢得公众信任,重接与维续司法权威和公众法律信任的正向联系,需纾解公众判意中的非理性因素、努力构建与公众的"重叠共识",同时要提供具备技术理性与经验理性的司法产品以提振智识权威;公众则要对司法形成理性的法律信任。     

观点

2014年12月15日《学习时报》法治中国需要公共理性对于法治中国建设来说,我们缺乏的并不仅仅是法律在数量上的扩充和制度在文本上的优化,更为缺乏的乃是对法律的敬畏和遵循。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同当前法治建设过程中公共理性的匮乏直接相关。这种公共理性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政治理性"和公众的"社会理性"。就政府的"政治理性"而言,它意味着作为公共权     

社会转型期公众民意表达科学化的现状与思考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期,公众民意表达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利益诉求不断扩大的趋势,突出表现为多元化、差异化和群体化等新特点.在面对公众民意表达时,政府与公众应在公共理性的框架内,寻求理性和有序的解决途径.为提升公众民意表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大力营造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理性互动的社会管理环境,创新发展治理型的社会管理制度,不断拓宽政府主导的规范高效、理性有序的社会管理路径.     

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意义

良善的公共生活既要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悖论"。该"悖论"有效展开的关键是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体现为怀疑方式的制度化和边界的合理化,并对民众理性怀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政治信任"悖论"及其有效展开,对中国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定位、策略选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电子政务发展与公众信任——国际行政科学学会(IIAS)第30届大会“电子政务平台,加强公众信任”分议题观点综述

简要综述了第30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分议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公众信任"的研讨热点:在电子政务情境下,公众信任如何概念化;从政府内部运作与外部公众媒介视角考察电子政务如何影响公众信任等。概述了与会学者对电子政务发展对公众信任的影响与作用的主要观点:电子政务发展能够较大程度提升公众信任,但对公众信任的基本价值取向难有实质性突破,对挽回各国政府的信任危机难有大作为,并将引发新的公众信任危机等。介绍了各国加快电子政务发展,增强公众信任的主要实践。总结了国际社会加快电子政务发展、增强公众信任对中国的启示。     

找回“公民的激情”：公众参与的理性后果与情感转向

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社会成员仅以个体理性的思维介入公共事务,公众参与也可能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甚至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公众参与的理性后果主要包括事前参与的失语和失序,事中参与的形式化和破坏性,事后参与的消极化和短期性。作为一种强调“公民性”的道德情感,公民的激情能够有效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维护公众参与的基本秩序,对超越个体理性的后果、升华个体理性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在公众参与中激活公民的激情,需要在三个方面创造相关条件,包括结构性条件、情境性条件和认知性条件。     

政府信任的实质及其民主生成机制

王强在《理论导刊》2013年第3期撰文认为，在政治系统中，信任自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社会善德，有时反倒可能被利用，成为一种权力控制的手段。因此，政府信任必须是理性的有限信任，是一种有节制的信任。民主行政既强调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又保留一定程度对政府的理性不信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为建构和谐的政府信任提供多元化的生成机制。     

政府应急管理中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探析

影响政府应急管理的因素有诸多方面,其中公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对政府应急管理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信任构成的内在逻辑来看,导致政府应急管理中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包括:政府自利性、政府透明度低、政府政策执行不力、网络时代的媒体舆论环境、社会焦虑心态以及灾民心态等。     

试论公共政策过程中公众认同的现实困境

公众认同是提高公共政策过程实效性的保障。它有利于推动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实现政策科学发展与社会管理民主化,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目前,由于公众认同理论研究滞后和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偏离,政策主客体间信任障碍影响了公共政策过程中公众认同的实现。因此,以政策主客体互动视角重视公众认同理论研究,从道德理性把握公共政策价值方向,基于公众主体性构建互动信任机制,已成为实现公众认同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辨证理性、实践理性及价值理性

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绝对同一性、先验性、线性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基于辩证思维，将资本、市场、效率、公平与人、辩证法统一于经济学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学的辨证理性、实践理性及价值理性的统一。其中，辨证理性着重探讨其辩证思维方法论，即它如何用辩证法精神破除了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抽象性、颠倒性，并强调经济学的辩证的同一性、开放性、整体性等思维；实践理性着重探讨其现实的革命性意义和影响，也即如何用中国话语讲中国的经济故事，同时为世界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价值理性着重探讨其扬弃资本主义经济学单纯的经济合理性，强调经济学科的价值性，坚持以人民性作为其基本价值立场与诉求。     

政社互信始于信息公开

<正>政府信息公开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前提条件,是公民了解政府的基础,只有公众对政府行为有了了解,才有可能产生对政府的信任。没有信息公开,就没有政府和公众的真正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真正信任也就无从建立。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题为"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在民主的社会,公众有知道和被告知政府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样做的基本权利。保密是具有腐蚀性的,它与民主的价值背道而驰,并且制约了民主的进程。它是     

责任政府的信用问题研究

责任政府,简而言之就是负责任的政府。政府信用,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对公众委托契约中赋予的期待和信任的责任感及其回应,其核心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对公众的信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使责任政府得以形成,从而也就决定了信用是责任政府的内在规定性之一。政府对公众的信用,决定着责任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责任政府进行信用建设的核心是履行政府责任。     

信息传播碎片化对我国地方政府信任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

信息时代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信息传播媒体、受众及信息内容的碎片化现象,而碎片化信息所带有的片面性、负面性和高速传播的特点易引发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危机。地方政府应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政府官方信息发布平台,引导公众强化自身科学认知能力,树立对政府的理性期待,加强对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和从业人员的监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三重理性向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又一次理性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沟通、倡导共识与尊重差异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理想信念、社会精神气质重塑为要旨的人文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捍卫道德底线与确立行为准则为意旨的道德实践理性向度.三重理性向度虽各有侧重与偏好,但却不能分割而视,它们共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结构缜密的理性运思的有力表征.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现代征信体系行动难题的产生与消解

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是集体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与道德效用的理性选择，但我国现代征信体系仍处于效能发挥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未能实现创制时预期的集体理性。究其原因，征信体系多元主体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信任要素的缺位导致个体理性行动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即集体行动难题。良好的秩序应建立在制度均衡点上，现代征信体系需要多元主体借助契约精神、共享伦理等道德要素的规制力量促进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认同，并通过制度信任以及信息信任的建立夯实普遍信任基础，使多元主体实现行动共通、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此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支撑经济社会运行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观基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的中国启示

"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的核心概念之一,深化关于"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研究成为当代的紧迫任务。纵观"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思想背景以及历史演进路径,理性及其理性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必须基于理性观问题的梳理,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深刻挖掘"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理论根源,科学理解"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认清阻碍"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理论障碍,最终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和谐命运共同体。突破传统的生产方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转向为新时代背景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出路及其中国启示。     

信息技术发展与公共决策优化——基于文献的逻辑考察

信息技术能够改善有限理性,是按照"理性模型"优化公共决策的逻辑前提。而信息技术对有限理性的改善又依赖于"充足的决策信息"、"广泛的公民参与"、"决策主体组织结构优化"等3条逻辑路径。对这些因素在信息技术发展和既有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变化做进一步考察,使得应然与实然间的张力清晰化。进而说明,对信息技术作用于公共决策所依赖的制度衔接进行研究,比得出应然结论本身更为重要。     

后真相时代的政府公信力构建

在后真相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构建面临来自信息本身、传播过程、公众信息解码三个方面的挑战。即信息噪音带来的政府信息干扰，信息传播规律影响下的政府信息弱势传播，公众特性导致的政府信息解码偏差。技术发展带来信息噪音放大，社会发展和转型带来的公众信任异化，政府与公众互动过程中的不足带来的政治不信任扩大是政府公信力面临挑战的原因所在。基于此，后真相时代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核心议题就是通过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构建政府与公众长期稳定的良性信任关系。     

农民工权益诉求的回溯与政府治理的纠错困境

依据个体劳动能力周期可以将农民工群体区分为成长型农民工、稳定型农民工和退出型农民工。退出型农民工由于个体的劳动能力周期与宏观的线性进化逻辑不同步,出现了社会理性向生存理性的回归,基于当前规范化、高标准的劳动政策要求企业资方对过往的"权益受损"或"权益忽视"进行历史回溯和价格补偿,在此过程中,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卷入,从而引发治理过程中的"纠错困境"。因此,要化解因权益回溯导致的政府"纠错困境",需要推动绩效型国家主义向法制型国家主义的转型、实现集体赋权向全员股权制度的转变和积极发展社会经济,最终实现农民工的国家公民身份、市场劳动身份和社区成员身份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