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理性分析——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律与宗教》中译本的发行,"法律信仰"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从伯尔曼式的法律与宗教入手,分析法律信仰的内涵,结合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三个途径: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立法的本土化;树立法律权威,增强人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培育法律信仰根植的土壤。     

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这是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明确让公民信仰法律,协助建设一个全民守法的法治社会。因此,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对法治忠诚、尊重,以法律来组织和构建社会秩序,就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内生动力。笔者结合热点案例和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现实,阐述如何实现法治信仰,推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     

“法律信仰理论”在中国的学术脉络

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论"被学者们赋予丰富的意义,包括法律信仰内涵、法律信仰的原因、法律信仰实现途径等等。但是,对于这个概念,无论是借鉴还是批判,都需要对其本身进行考察,考察其产生原因、本来意义及影响结果等等。否则,就会偏离其原意。     

关于构建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若干思考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建设与法治进程的推进及加速,都离不开信仰法律、崇尚法律的公民亲身参与和积极投入。但就目前我国社会现实的状况来看,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理念、法律信仰和法律追求等方面尚存在某些不足与缺失。我国法治的现状还不能最及时、充分、有效地满足广大公民的利益需求,法治还缺少应有的刚性和力度。本文仅对此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作了具体的分析,并依此提出了我们的一些建议和对策。     

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法治本身的需要;影响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缺失法律信仰的根基、法律信仰的前提、法律的权威性,是法律信仰普遍性的缺失。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社会优住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信仰培养,培育国家公职人员现代法治精神。     

当前中国法律信仰问题的理论争鸣

法律信仰问题成为当前中国法学界的热点,学者们就"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联及中国是否拥有法律信仰等进行争鸣。从语源学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分析,中国毫无疑问地存有法律信仰问题。随着法律信仰逐渐朝着自觉、理性的轨道发展,我们应努力推动法律信仰的理性转化,以促进法治文明。     

论法律信仰的培植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作为理念的基础.在我国,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公民对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法治化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法律信仰的培植.要通过完善立法,改革司法,建立起法律的权威;要通过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为法律信仰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论法律信仰论中的悖论

信仰的实质是一种带有神圣情感的超验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法律信仰在中国很难形成;法律信仰论者把法律与法律身上所固有的主体性品质割裂,造成法律与法律身上所固有品质的二元化,把信仰的内容与信仰行为颠倒,用如何信仰代替信仰实质。本文试图分析法律信仰在中国这块土壤不能生根发芽的成因,并认为法律信仰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一个假命题。     

论法律社会化的进路

始于80年代的中国法律社会化运动,舍理念采实证法律知识社会化的进路选择偏差是导致公民法律信仰依旧缺失的重要原因。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驱动力,因此,法律信仰的培育是我国法律社会化的核心进路。     

重思“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法律信仰这个源自西方的命题不加审视地视其为真理而简单接受。笔者在考察伯尔曼法律信仰命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认为法律信仰是将二元论下两个根本有别的秩序体简单联合在一起的失败努力。同时,基于对引发法律信仰思考的问题意识的肯定和公民宗教问题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在一元论社会条件下应该提倡的是"法律信心"而非法律信仰。     

诚信与法的一般理论初探

从法的历史和原理两方面探讨 ,诚信与法和法治具有内在关系。法治是良法之治 ,但良法的前提是法必须具备诚信这一道德内涵 ,同时 ,良法对诚信的道德建设又有推进之功。从现代经济与法制的关系考察 ,诚信与法的制定和运行是互动的。     

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当前行政执法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导致法律权威的失落和法治信念的动摇.究其原因,既有体制上的,也有观念方面的.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应重视执法"软件"建设,推进体制改革,全面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严格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     

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物权立法的一大创举。这一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分析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以及不动产善意取得的适用类型,并进一步探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和＂合理价格＂的判断标准,以期促进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     

论盗抢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交易越来越频繁,交易安全已然成为了民法所保护的重点。而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其中对于盗抢赃物是否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界所争议的问题。在《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的物权法草案中,曾经试图将盗抢赃物在市场中流转后的归属问题加以规定,但是在正式的《物权法》颁布后却删除了这一规定,我国《物权法》回避了这一问题。但是回避不代表不存在,相反,这一问题已经普遍的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国传统理论和司法实践都认为盗抢赃物是不适用善意取得的,因为这种理论产生于一个重视静态安全保护的社会环境下,而现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而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显然这种理论已经不适用现在的社会环境了。而就外部的物理性质而言,盗抢赃物和普通的商品没有区别,而法律不强人所难,不能要求人们在购买商品的同时去鉴别商品,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妥善处理赃物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犯罪形态的复杂性,对赃物的认定也具有多样性。但由于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我国在不同时期的规定与司法解释,导致司法实践做法的混乱。从维护交易安全、私权限制公权以及公平正义原则角度出发,我国应建立赃物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甘肃省法律援助机制纲要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我国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并在立法上正式确立。同全国其他省市相比较 ,甘肃省法律援助实施水平较为落后。为此 ,本文分析了甘肃法律援助实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甘肃的实际 ,从法律援助的内容、程序、模式等方面构建了法律援助机制的框架。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     

论转型期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是世界性问题 ,任何阶级社会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 ,腐败现象具有高发性和多发性特点 ,必须认真研究。本文论述了腐败产生的社会原因 ,提出了治理和减少腐败的各种法律、制度措施。     

我国程序性辩护的现状和完善

在对抗式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其辩护权以及实现控辩双方平等武装成为刑事诉讼立法的焦点。伴随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程序公正在刑事诉讼法中地位的提高．程序性辩护逐渐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确认了程序性辩护制度，并构建了相应的配套机制．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从构建司法审查制度和优化程序性制裁机制两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试论马克思主义信仰

本文简要论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信仰的涵义以及信仰、理想和信念的关系；其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简要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信仰；其三，从比较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的不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我们唯一正确的信仰；最后，在新的历史时期，信仰呈多元化态势，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挑战，重新正确认识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我们刻不容缓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