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对策

刑事错案会对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权利产生重大影响。错案的发生有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原因,也与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有关。应树立程序正义理念,遵守司法客观规律,做好错案的预防工作,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刑事错案预防与侦查能力的提升

当前刑事错案研究多立足于法院审判环节,而侦查语境下的研究意义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接近正义＂之司法理念指引下,可以侦查为切入点重新梳理刑事错案的概念,明确刑事错案的判断标准及研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刑事错案的长效预防机制：完善侦查措施,规范侦查行为,建立错案应对常态化机制,组建刑事错案审查机构,促进侦查能力的提...     

俄罗斯防错案有绝招 多道程序纠错防错

<正>刑事错案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性的司法顽疾,从认识的相对论上来说,只要有司法活动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错案的发生和存在的土壤,因此,预防错案、纠正错案是刑事司法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为了预防错案的发生或者在错案发生后予以救济,世界各国一般都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创设了申诉、再审和国家赔偿等纠错机制,俄罗斯也不例外。对生效裁判的申诉和抗诉程序刑事申诉和抗诉是及时发现和纠正刑事错案的重要方法和有效途径,只有赋予相关当事人充分的申诉     

论刑事错案追究制度的完善

刑事错案的成因多种多样,既有制度层面的问题,又有专门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问题。刑事错案追究制度就是要防范错案的发生,要解决错案问题。因此,必须对症下药,结合成因,借鉴我国古代刑事司法的精华和西方现代司法惯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     

人工智能背景下刑事错案悖论及消解

我国刑事司法人工智能建设已初具规模,能够确保刑事诉讼定性更为准确、查证更具针对性、程序更为高效、办案质量标准化,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也会产生削弱司法自主权、将被控告人降为诉讼客体、使证据审查出现不当倾向以及导致隐性歧视等负面风险,累积着发生刑事错案的潜在风险,与避免刑事错案的设计初衷形成"刑事错案悖论"。从悖论成因看,人工智能建设存在对人工智能地位定位不准、源头数据存在瑕疵、算法模型封闭难懂、保障机制建设缓慢、交叉领域人才紧缺等问题。要消解该悖论,应尝试从人工智能定位、数据、算法、学习技术、保障机制等角度建构刑事错案风险防范机制。     

我国刑事错案防控与纠错机制之思考——张高平叔侄案引发的思考

刑事案件的错案防控与纠错机制,体现国家的人权保护状态、刑事司法水平,国家的法治文明状态以及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宪法关系.本文以张高平叔侄案为契机,分析我国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在阐明转变执法理念的前提下,重点就法官独立司法、行为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平衡和机制的构建上进行了论述.     

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及防控对策

一个案件最终被认定为刑事错案一般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刑事错案的形成有着错综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导致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的不同环节如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刑事错案。减少刑事错案,应立足于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依法侦查取证;正确认识检察引导侦查机制;完善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减少外部因素对司法权的干预,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分析——基于案件过滤的视角

"案件过滤"是介于"非犯罪化"和"案件分流"之间的一个概念。案件过滤机制最为核心的功能就在于将不应追诉的案件及时过滤出刑事诉讼,从而避免错案的产生,提升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精度。我国刑事诉讼案件过滤机制呈现出"单轨制"和"非独断"两大特征。两者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错案被及时过滤的可能。这也是我国刑事错案产生的症结所在。     

证据视角下的刑事错案

刑事错案可能涉及实体问题,也可能涉及程序问题。证据是造成刑事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的主要原因,这是由证据的性质、特点以及收集程序决定的。刑事错案具有不可避免性,但可以从证据入手预防刑事错案的发生,并通过诉讼程序、物质赔偿、精神抚慰等实现对错案受害人的救济。     

重构刑事错案无辜者发现机制之思考

审判监督程序包括申诉与再审两个阶段,它是目前发现刑事错案无辜者最主要的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提出新证据困难,司法机关怕影响声誉、不愿意承担责任,使得该机制形同虚设。成立无辜者专门委员会与民间协助组织是重构刑事错案无辜者发现机制之内容。     

论偷逃税案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刑法与税法的协调与制约

税法和刑法都对偷逃税行为进行了规定,二者既有制约,又有连接。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立法上,它是逃税罪的法定入罪标准;在程序上,税务机关也将据此判断是否要将案件向司法机关移送。但实践中,司法机关能否将税务认定的数额直接作为逃税罪的犯罪数额存在争议,具体体现在偷逃税额是否应考虑主观方面、地方行政法规能否作为认定依据以及税收证据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证据。笔者通过对同类案例以及刑法和税法的不同原则、不同证据标准的比较分析,从实体与程序上对刑法与税法的协调提供建议。     

司法权威与人性尊严——以李昌奎案为中心的透视

如果关注近期有影响力的刑事案件,我们就能够看到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对立立场的现象。当我们深入分析李昌奎一案各方涉及者,它蕴含两种对立,法院与网民对立和部分法学者与网民对立。如果再究对立的根本原因,即司法独立缺失导致了司法权威与人性尊严的对立;而解决之道,就在于坚持走司法独立之路以树立高程度的司法权威来保障人性尊严。     

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及其运作

恢复性司法是在社区的主持和调解下,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协商,恢复被犯罪侵害的关系。恢复性司法以犯罪人和被害人自愿接受协商为基础,社区仅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但社区没有强制力。现代司法以强制力为后盾,通过权威维护司法。因此,恢复性司法不是传统意义的司法,而是一种理念。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是:犯罪是个人对个人的侵害,因而对现代刑事司法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主意表现为:扩展了被害人的范围,弱化了刑事案件处理主体的独占性;强化被害人的地位,弱化国家的司法权力;强化社区的作用,弱化司法机关的强制作用;强调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弱化犯罪人的程序保护功能;强调恢复犯罪的损害,弱化了刑罚的惩罚性。在关注恢复性司法有利于缓和因犯罪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同时,不能忽视用恢复性司法解决犯罪问题可能对现代司法权威产生的抑制作用。     

浅议刑事申诉的管辖及筛选机制

我国刑事申诉的受理机关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但在实践中,这种多头管辖的规定容易造成管辖责任不明、相互推诿,申诉人多门申诉、无人受理的不良结果。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刑事申诉的筛选机制,并通过这个机制将冤假错案输入到再审系统。国外立法例中的刑事申诉筛选机制有三种类型:司法机关型、独立机构型和民间团体型。比较而言,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在权力机关下设申诉案件复查委员会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刑讯逼供案件的侦查难点及方法

我国法律虽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并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成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顽疾。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其中因刑讯逼供案件自身的特点而导致的侦查破案难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些刑讯逼供的犯罪分子认为自己是司法人员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存在侥幸心理轻信刑讯逼供行为很难被发现和定罪，进而无所顾忌经常作案。因此，针对刑讯逼供案件的侦查难点进行分析，对其侦查方法开展研究，对于有效打击刑讯逼供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刍议

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成为了刑事诉讼研究的一大热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推行却困难重重。通过对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存在某些立法缺陷，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予以完善。     

关于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探讨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虽已初步形成思路,但在具体适用范围上尤其是在死刑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方面仍尚无定论,以致其在司法界的大胆尝试和学界的谨慎保留中处于尴尬境地.现阶段,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纵然有其合理之处,然其终究难以避免与公权力的权威、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死刑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并不符合刑事和解的本义,其实为国家救济制度建立之前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救济措施.因此,刑事和解不应延伸适用到死刑等重罪案件领域,国家应尽快建立国家救济制度以代替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救助作用.     

论对媒体报道刑事案件的限制

新闻媒体的报道监督有利于促使刑事案件获得公正的审判,但是无限制的媒体报道也可能损害司法独立,进而妨害司法公正。认清对媒体报道刑事案件予以限制的必要性,合理设置媒体报道的范围,对维护司法权威．实现社会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目前刑事判决中一半以上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管制,再加上服刑罪犯被假释、保外就医的,监外执行的罪犯大于监内执行的人数,随着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贯彻落实,监外执行的罪犯人数的比率还将有进一步地上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监外执行职责完全赋予地方司法行政机关①,扩大了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权限,也加大了地方行政司法机关刑罚执行的职责,因此有必要探讨社区矫正的检查监督及实施途径。     

论刑讯逼供的防范对策

在现代司法文明时代,刑讯逼供日益被司法界所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仍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文章从刑讯逼供的原因出发、对症下药,确立无罪推定,完善证据尤其是口供的采信规则,改革侦查体制等立法、司法实践方面的措施,以期减少乃至消除刑讯逼供,从而裨益于构造公正、文明的司法程序,实现司法公正,落实“依法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