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路径探析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两者的衔接协调机制应当建立在正视两者在制定主体、程序等方面的诸多差别,重视两者在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等方面的衔接,以及促成两者协调等共识的基础之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和运行协调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引导党内法规转化为国家法律,完善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机制,健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定主体的沟通机制。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实现机制研究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这一重要命题,缘起于中国特殊政治体制之下的党政分工逻辑。随着近年来党内法规建设的逐步推进,这一命题受到了中央层面与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开始从理论层面迈向实践层面。要在准确、全面理解衔接协调具体内涵的基础上,对三种实现机制即冲突规避机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党内法规"先行先试"与立法转化机制,进行系统归纳与针对性完善。这将有助于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推动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统筹推进、一体建设。     

法治博览

<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在2016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刊文《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认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主要呈现出四种关系。一是价值的同向性关系。两者共同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在根本价值指向上一致。二是对象的分野性关系。党内法规着眼于     

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以反腐败领域的法律法规为例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两大规范体系,它们之间既有差异又有互动,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实行相互之间的衔接和协调。在实体方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需满足两者所蕴含的法治精神的融通、制度的对接、权力界限界定的要求。在程序方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要求在党内法规的前制定、制定阶段和后评估阶段参照国家法律立法程序的优点和长处,符合"合法性审查"的要求。     

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视野下党组政治的现实意义与完善路径

党组政治的组织结构、职责任务、履职方式和功能作用都表明了党组政治在处理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关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党组政治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中的现实意义表现在：党组政治契合了党章与宪法有机统一的宪制结构、保障了政党制度权威同国家法律权威的高度一致、平衡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所映射的党政关系、弥合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执行环节的制度缝隙。充分发挥党组政治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中的应有功能，还需在推进党组法治建设、规范党组领导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党组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加强党委对党组意见会议讨论、完善党组决策转化机制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完善。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相互作用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具有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互动作用。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促进、保障作用主要是:对宪法、法律确立的党的领导,从领导体制、机制、方式等方面加以具体化,以落实宪法、法律的原则性规定;通过建立各种党内的制度机制来促进和约束全体党的成员带头守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从而有力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国家法律对党内法规的促进、保障作用则表现在:为党内法规的制定提出合法性标准,保障党内法规的制定质量;为党内法规提供立法原则、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的经验借鉴;国家法律以保障性、配套性、转化性的规定来支持、配合和保障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     

我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的完善路径

目前中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存在着立法理念滞后、法律体系不完整、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协调不顺畅、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反腐法律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应当重塑立法理念;协调国家反腐法律与党内反腐法规的关系;健全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反腐败法》,健全对权力腐败的预防性治理法律体系,健全公务员考核激励机制的法律规范;重视反腐败立法的国际合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完备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组织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总称,既独立于国家法体系,也不同于软法,是自成一系的公共规范。受社会、历史等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偶尔出现冲突,表现为案件管辖授权冲突、针对管辖竞合的态度、移送规定、党内法规规定党外主体义务及党内法规条款直接违法等形式。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协调既要化解既定的冲突,也防范可能的冲突。化解冲突要正视并承认冲突的存在,坚持党内法规不得与国家法相抵触,使党内法规的规范、制度和精神向国家法看齐。防范冲突要建立党内法规创制部门与国家立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定程序,将法与法治的基本精神融汇于党内法规之中。     

试论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的形成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的落实,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目前,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从实践理性视角出发,良善原则可以为实践主体提供本质动机,效能原则可以为实践主体提供担保,正当原则则为实践主体采取的行动提供合法凭据,三者为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这个理论也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成效显著提供了解释,良善原则、效能原则、正当原则三者的统一,使党内法规制度的效能得以充分实现。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从三个方面继续加强,即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提高党内法规制度的良善性;制度体系与实施体系同步建设,提高党内法规制度的效能性;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提高党内法规制度的正当性。     

习近平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思想论析

习近平关于党内法规制度的系列重要讲话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主要内容包括: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应当加强总体规划、增强党内法规整体功能;杜绝牛栏关猫,确保党内法规务实有效;总结提升管党治党实践经验,实现党内法规制度与时俱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应当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首位,完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一体建设,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增强党领导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完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机制。同时,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现党的治理法治化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并为其提供改革动力和根本保证。     

改进作风与密切党群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群关系关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我们要认真吸取苏共亡党的教训,充分认识目前党群关系面临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改进工作作风,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群关系.     

论儒家至乐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不仅是儒家中的精神境界问题,而且也是儒家的至乐问题。与道家和佛家相比,儒家的至乐———“孔颜之乐”,既有与其他两家相似之点,也有其相异之处。通过比较儒、释、道三家关于“至乐”观点的同异,可以清楚地认识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是区别儒释道“至乐”的标志。     

民族主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则强调对民众的开放和吸引,并以此作为追求民族主义目标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依靠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使民族主义由于融入了大众性的内容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这虽与当政者要求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不一致,但却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普遍价值取向,造成了当政者在民众面前的被动,也由此影响到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     

红水河流域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及其衍生载体的建设

至今仍然传承在黔桂两省区交界处的壮、瑶等民族的铜鼓艺术、蛙神崇拜以及民间歌咏习俗,具有重要的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价值,很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文化元素融入体现区域族群生存智慧和文化理想的现代生活空间的建构之中,让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在新的衍生载体中焕发生机活力。     

论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及协调

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主要是由于权利主体利益的冲突、权利主体的不对等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解决二者的冲突就要遵循隐私权优先保护原则、涉及公共利益权利让渡原则和新闻自由权的抗辩原则，同时建议从两个权利的法律地位和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两方面解决二者的冲突。     

试论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

警政是对有关警察的国家和政府事务的统称。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是:以治安问题为起点,以警察职能为核心,具体考察中国历史上各种警政思想、警政机构、警政措施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警察职能的行使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警政制度的产生、发展规律。从时间上看,中国警政史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警政萌芽、发展的全过程;从空间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警政史,应该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版图作为标准。在学科性质上,中国警政史属于史学的专史范畴。但在中国警政史学内部,也可区分出中国警政通史、断代警政史和专门警政史。     

论侦查的目的、价值与功能及其关系

侦查的目的、价值与功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它的探讨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本文以侦查的定义为出发点，对侦查的目的、价值：功能逐一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侦查的目的、价值、功能三者的关系，从而全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贫富差距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及其对策

贫富差距的程度与社会和谐稳定状况呈负相关关系。近年来,中国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开始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大公平优先的二、三次分配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安全阀”,疏通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通道,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造成的贫富差距对弱势群体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缩小贫富差距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辨析

随着冷战的结束,传统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极度优先地位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危害日益突显,并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重新审视安全的内涵,正确认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及其相互关系,无论对于安全研究还是安全实践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