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浅议

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是近几年来学界、政府与公众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要进行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有两大原因：一是全球化带来规制变化，推动民族国家以及地区构建更具竞争性、适应性与应变能力的治理制度；二是公共治理理念变化推动各国政府改革陈旧的治理制度与方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公共治理转变与制度创新都是从基层开始的，地方政府在治理转变过程中居于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地位。     

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的生成逻辑及创新原则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是现阶段党领导全国人民制定和执行国家治理方针、政策的总依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的概念内涵、生成逻辑、时代意义以及创新原则,对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创新到治理：地方政府创新的联动机制研究

当前,行政、政治、公共管理创新活动在地方社会层面大量涌现,治理结构逐渐形成,地方政府创新向地方治理的平稳过渡成为主要问题。基于此,从地方政府创新内部层次、地方政府创新到地方治理过渡层次结构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促进＂双层次＂结构互动的联动机制,以期为地方政府治理提供新的视野。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社会治理:发展、挑战与改革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的发展,以社会治理的进步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绩效的提升是一项重要而现实的研究议题。在政策层面,国家已经强调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对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而从现实发展来看,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加重,社会矛盾冲突持续增长,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空间有限等都表明社会治理同时面临挑战与机遇。体制机制设计、制度建设与创新是确立社会治理新常态,以社会治理发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中国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改革,需要积极、持续和有效地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政策改革,并以法治为基础和根本保障,推动社会治理走向全面发展。     

组织创新中的制度改革: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变迁逻辑

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逐渐反映出中国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通过对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具有一些值得考察的内生逻辑。第一,从阶段上看,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经历了功能缺陷、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与体制确认四个阶段;第二,从动力上看,城市共同体的"吸纳局限"与城市社会群体的"政治觉醒"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双重改革动力;第三,从局限上看,机制建设与体制确认之间的不协调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局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不是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投射,而是具有城市所特有的路径与特征。     

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

20世纪9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开始兴起。在西方治理理论出现后,中国学者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理论和新理念,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重塑,使之可适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比较近年来引入的其他政治学理论,治理理论的引入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治理理论被有效中国化,并与国际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共识;治理理论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与方略;并且,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在中国互动性很强,推动了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发展和创新。     

基层治理亟待走向系统性改革

没有县域层面的民主自治,村社自治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其瓶颈桎梏就难以摆脱,基层与地方政治生态中的顽疾也难以根治。应以务实的态度和作风,按民主、科学与法治的核心理念和原则,将基层治理创新纳入"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与现代国家建设战略同步谋划。从单纯技术层面的政策调整走向系统性改革,从体制、机制与技术等层面,系统设计基层建设与治理的创新方案并稳步推进。从县域层面规划并落实民主自治,切实而真正地推进基层自治,实现地方治理的现代转型。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浅析

关于我国地方治理模式的探讨是建立在治理理论兴起的基础上的。治理理论要求多元参与和自组网络的建立,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但由于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困境使得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运用也存在着诸多困难,所以我们目前的地方治理模式可采用政府主导——多元治理型模式。既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以达到善治的目标。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优化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议题、机制及行动层面不断发力，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多样化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存在着“发展和安全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发展治理与安全治理的议题设置不平衡、机制协同不到位、行动配合不充分。中国需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具体可从以下路径入手：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平衡议题设置；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治理机制间协调互补；优化治理思维，推进互动治理和联动治理。     

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地方政府政策学习成败分析——基于政策工具与社会冲突两种类型比较

学习关系到人类行为的进步,政策学习关系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进行政策学习才能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发展需求。从政策学习动力机制分析,地方政府政策学习可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内生驱动的政策工具和基于外部压力的社会冲突。在学习意愿和结果二维分析框架中,政策工具型政策学习以治理工具为主,内容更丰富,结果较好;社会冲突型政策学习以邻避抗争为主,内容较为单一,结果较差。从根源来看,二者分别来自凝闭型政策体制的"凝聚力"和"闭合性";从机理来看,分别依托内部市场化和委托-代理机制;从特征来看,分别体现渐进应对和突发应对;从结果来看,分别导致常规政策变迁和非常规政策变迁。在新时代背景下,城市政府要树立政策工具治理思维,客观认识政策变迁周期,理性对待政策学习机制,始终坚持政府掌舵下的市场化改革,大力推动政策体制从"凝闭"向"迎臂"转变,不断满足民众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从而激活地方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参与和协商:地方治理现代化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实现地方治理的现代化。没有地方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会落空。站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现代化总目标起点上,需要弄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变迁过程;选取公共政策过程的视角来客观审视这一地方治理现代化能力;建立问题吸纳型的地方治理决策模式和打造开放参与型的政策体制;探索制度性分权的民主治理经验,实现合作协商型的地方治理,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整体性治理:地方公共服务改革的新趋向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各自独立的资源,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这种以协调、整合为核心的治理方式为我国地方公共服务改革提供思路.但整体性治理也可能带来地方利益集团成长、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公共服务责任界定等问题.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各种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该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地方党组织全面引领治理现象的发生机制——以S市动拆迁实践为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从公共政策层面看,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既表现在宏观的政策决策上,如制定方针路线;也可体现在中微观的政策执行中,如全面引领治理过程。在制定方针路线与全面引领治理之间的行为选择中,地方党组织采取后一种行为方式的发生机制是什么?除受党的先进性、上级要求等因素影响外,通过对地方动迁政策实践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复杂政策的"网络性"要求有效的协调制度,制度建构和运作需投入大量资源,而市场或行政机制下的执行方式存在资源投入不足和协调制度匮乏,导致地方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催生地方党组织全面引领地方治理。基于党章党纪等初始制度,地方党组织得以动员大量资源,进而成功建构和运作内部协调制度和外部协调制度,并分别实现对政策执行主体、主客体之间和客体内部的关系协调,推动了地方善治。     

中国试验治理的注意力转变与制度发展

试验是中国改革的重要路径,分析不同时期中国试验治理的演进轨迹对改进试验方法、推动国家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以1925—2019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选集(文选)作为分析样本,在注意力选择的理论视野下,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从试验目标、试验性质、试验组织、试验形式、试验调控等角度对其进行信息挖掘。试验治理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拓展期和规范期四个阶段,整体上反映了从"军事战争中的领导方法"到"经济改革中的推广策略",再由"公共服务变革的常态模式"到"国家治理创新的制度安排"的变迁逻辑。试验目标从领导革命转变为治理创新;试验性质由党内工作方法到常态化的政策过程;试验组织由树立模范到鼓励多样化创新;试验形式由分散型试点到复合型试验;试验调控由工作组现场指导到正式的机制设计。基于此,进一步探讨了提升试验有效性的着力点。     

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政府再造和治理变革。纵观全球视野的地方治理变迁,各国普遍呈现出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主要包括:推行地方自治制度,扩大地方分权程度,建构政府间合作机制,发展多中心治理体制。     

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了政治进步与社会善治。由于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始终无法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地方政府创新陷入了"内卷化"困境。推进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具体包括创新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和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展有效民主和践行法治三个方面。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法治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要明确自身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定位和职责,理清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法治层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机制创新,探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领域。司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强化法律监督、延伸司法职能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重点,建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法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