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正确理解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389条第一款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行贿罪的必备要件；第二款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第二款是否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罪的必备构成要件，多年来一直是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不断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认定在经济往来中的行贿罪不需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其理由是：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的成立要件

刑法389条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从该条款可以看出，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与此相对应，刑法385条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对行贿罪须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有不同认识，而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议论较少，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成立的要件。因为，受贿罪巾“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限制了检察机关对受贿犯罪的打击范围。     

行贿犯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刑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刑法解释是行贿犯罪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构成要件结构层面，表现为刑法第389条第2款是否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在构成要件理解层面，表现为如何具体认识不正当利益：在构成要件关系层面，表现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是否需要与给付贿赂的客观行为要件形成明确对应关系。捋清条文关系、明确核心概念、联动思考主客观要素是解决上述难题的基础。     

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索取财物行为构成受贿罪的主观要件,是非法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非两个相时独立的构成要件,而是统一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这一要件之中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立的要件,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职务行为。由于索取型受贿罪与非法收受型受贿罪在犯罪构成上存在差异性,这使得受贿罪的犯罪形态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经济往来中行贿罪是否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备要件

编辑同志:在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行贿罪是一个打击重点。在经济往来中,非法给予和收受财物、回扣、手续费,是商业贿赂的重要表现,其危害极为严重。实践中,对经济往来中的行贿犯罪是否应当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存在争议,有的观点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所有行贿犯罪的必备要件,有的观点则认为,上述经济往来中的行贿行为并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备要件。请问,哪种观点是正确的?贵州读者张博法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

按照我国《刑法》第163条的规定,在行为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情况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必备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商业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属于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在刑法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主观要件论者认为只要行为     

关于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存废的思考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是受贿罪的必备构成要件,刑法理论界存有不同主张.基于对不同主张进行综合分析,并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受贿罪的必备构成要件,将其作为受贿罪的量刑情节更为合理.     

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及其认定

本文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地位和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必备要件、且是客观要件,对其应作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结果的理解。     

论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一、收受型受贿罪为什么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把受贿罪分为索取和收受两种类型:索取型受贿罪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收受型受贿罪必须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为什么法律规定收受型受贿罪必须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呢?首先,“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客体要件对行为要件的必然要求。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当前刑法学界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活动”为通说。但笔者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公务活动的廉洁性之所以会被侵犯,就是因为行为人为了非     

为他人谋取利益应成为受贿罪的要件内容

一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受贿罪构成的要件内容,在刑法理论界和刑事审判中认识颇不统一,且多数同志都认为不是受贿罪的要件。其基本理由:受贿罪的成立并不以受贿人是否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而受影响。笔者认为虽然是否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但却不能以此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受贿罪要     

商业受贿罪客观要件之我见

商业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从国外立法和我国实际出发,在商业受贿罪客观构成要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也包括利用过去职务之便和利用将来的职务之便;不应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素;“贿赂”应当包括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     

行贿犯罪的刑法规制与完善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应当取消特别自首制度,明确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立案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要实现刑法对行贿犯罪的有效规制,还需完善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犯罪中的＂给予＂改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实际给予＂;完善行贿犯罪的刑罚配置,为行贿犯罪全面配置罚金刑,并完善行贿犯罪的资格刑,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实施同等处罚。与此同时,行贿犯罪的罪名体系也应作出适当调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受贿罪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点罪名,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多发性的腐败犯罪。本文以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为线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提出刑法规定应该扩大我国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犯罪构成要件。     

日本受贿罪立法及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日本刑法中关于受贿罪规定了7个具体罪名,各个罪名之间既互相区别又相互补充。不同的具体罪名虽总体均属受贿罪,但每个罪名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又有所不同,日本刑法中受贿罪的立法模式对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立法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日本刑法中受贿罪的行为基本模式、特殊行为的规定模式及法定刑设定模式对我国刑法的借鉴意义重大。     

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

家庭成员共同受贿是当前受贿犯罪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多争议,论文在考察“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理论的基础上,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的形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讨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关于商业贿赂的几个问题

2006年是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专项年,通过一年的努力,该项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凸显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对商业贿赂几个法理性问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本文力图从我国现行立法加以阐释区别,以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     

单位贿赂犯罪之检讨

我国刑法把单位贿赂犯罪从自然人贿赂犯罪中独立出来,单独加以规定,并对之做出了与自然人贿赂犯罪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反映单位贿赂犯罪特殊性,同时导致了某些规定与刑法惩治贿赂犯罪基本精神的背离和罪刑关系的不协调,司法解释中也存在着对单位认定标准理解不当的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长效控制机制思考

商业贿赂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腐败现象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我国为治理商业贿赂而全面启动的专项斗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而，构建于传统的、以“二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作为受贿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的商业贿赂犯罪控制模式。并未切中商业贿赂犯罪“上游犯罪”之根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一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视角，以作为行贿主体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提出商业贿赂治理新思路，并以此构建中国反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可以弥补传统治理商业贿赂思路的局限性。     

商业贿赂犯罪构成的若干新问题研究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为了购买或者销售商品,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财物的行为。但是在目前的刑事立法中,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罪名过于分散,而且主体和对象界定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同时明确侦办权限,以构建科学的商业贿赂犯罪预防与治理机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解读

《刑法》第388条之一是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该法条来源于《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之增设性规定,旨在从严预防和惩治贿赂犯罪。尤其是针对以往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他们的"身边人"等)索取或收受贿赂后因惩处缺位而借以逃脱法律制裁的状况,立法上作出了相应的改进。然而,在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后,必须考虑其与原有的贿赂犯罪罪刑体系如何衔接与协调,特别是有必要对该罪的罪名确定、主体范围、行为特征以及司法适用等问题进行深刻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