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研究

建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摆脱地方控制的侦查机构，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行使的重要环节。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存在权力配置分散、侦查措施落后、易受不当干扰、缺乏有效监督等不足，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从内外部职权配置和侦查监督等方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探讨——兼析职务犯罪侦查权专属于检察机关的合理性分析

由于法律文化、政治模式和司法制度的不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存在差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不尽统一。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当前司法状况等因素决定了在我国宜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但该配置模式抗干扰能力差，易滋生新的腐败，因此，必须在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制度性制约。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是有效遏止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是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而科学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直接影响职务犯罪侦查的公正与效率。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笔者回顾了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历史,分析了当前实践中的困境和理论上的困惑,并围绕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问题,深入研究了各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在比较研究和借鉴他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具体方案和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科学发展与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嬗变与反思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缩,主要源于检察院自侦权和机动侦查权的不当扩张。2018年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缩,则是为了实现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有效衔接,保留的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主要是为了防止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乏力。在检察机关内部对保留的此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采取了"集中管辖为主,属地管辖为辅"的配置模式。在处理与监察委员会的关联案件上,则采取了"监委为主管辖"和"监委全案管辖"两种处理模式。检察机关意图通过保留的此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来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在实践运行中可能存在无法克服的悖论和缺陷。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权不断限缩的情况下,应当另辟蹊径来强化其他方式的法律监督职能。     

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分为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两部分,从形式上看较为完备,但实践运作中却存在许多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十分必要.当前应以职务犯罪侦查流程为主线,强化内外监督制约的效力,并对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实行动态监督.同时还需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律师的辩护权,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建立责任奖惩制度.     

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研究

文章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为研究视角,从工作模式转变、侦查权优化配置以及职务犯罪侦防工作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以期对我国构建权威、高效、公正、有效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有所裨益。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主题思想.长久以来,由于受“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传统、“犯罪控制论”的诉讼目的理念和我国反腐败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刑诉法通过确定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技术侦查等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和限制,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     

论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配置问题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立法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凸显出不少矛盾。当下学界流行的"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和独立的反腐败侦查机构模式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不具有可行性。在保留现有侦查体制下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进行完善成为必然选择。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的基本路径是:重新划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扩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机动侦查管辖权,建立检察系统内部侦查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设立合理的管辖冲突解决机制。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可以概括为"高投入、高成本、低水平",在此模式下,"案件数量、规模和质量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的分散、"地方化"以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职务犯罪主体认定难题,使得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迫在眉睫。在推动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的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根据推行的难易程度,职务犯罪侦查权重构路径可试设定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目标。     

缺失与补正：我国检察机关侦查权研究

法律上将我国检察机关侦查权分为直接立案侦查权、补充侦查权和机动侦查权三种。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和现行体制的桎梏，检察机关的三种侦查权在实践运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应当立足我国国情，从完善立法规定，辅以相关的保障制度，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等几个方面来补正，以期更好地指导检察实践。     

侦查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探究

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假冒伪劣产品犯罪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衔接非常重要。检察权介入行政执法权的法律定位模糊,两者衔接的机制不完备,检察权内部配置不协调等问题导致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收效甚微。检察权中的侦查监督权能够延伸达到与行政执法权相衔接,在明确侦查监督权的法律定位后,完善外部衔接机制,协调内部权力配置,从而使共同打击犯罪效果明显提高。     

我国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渊源

构成检察制度基本内容的侦查权是古今中外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权力,通过对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渊源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检察侦查权形成的深层原因。检察侦查权的中外历史渊源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探寻,分别是传统中国监察机关与御史调查权、近代西方检察制度与检察侦查权、苏维埃检察制度与检察侦查权。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立法完善

职务犯罪是隐秘性极高的犯罪,同时由于其犯罪主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使职务犯罪侦查呈现出取证难、干扰多、阻力大的特征。实践中,法律对职务犯罪侦查规制的局限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效能的发挥,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举步维艰。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充分发挥其打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侦查监督权能配置之完善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权的配置在侦查监督方面特别是立案和强制措施环节均存在缺位现象,应当在检察权基础性权能配置中赋予检察机关知情调查权和程序性制裁决定权;在具体性权能配置中建立立案和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机动侦查权制度、强制措施备案审查和申诉制度等,以实现检察权的合理优化配置.     

我国检察权配置的反思与重构

当前检察权配置不足导致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乏力,审判活动监督弱化及公诉权赢弱,不能实现权力制衡和诉讼效益。应重新配置检察权,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权,实现对公职人员遵守法律状况的刚性监督;完善侦查监督权,实现权力制衡;实行强制侦查行为检察批准原则,保障公民法律安全。     

公权力优位文化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

公权力优位是中国权力文化的特点之一。尽管当代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伦理基础方面均发生实质性变迁,但公权力优位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深刻禁锢并影响着现代人特别是广大官员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比如过度适用刑法解决民事行政事务、“官本位”思想及公权力过度介入市民社会等都是典型例证。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应当以公权力优位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宽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和加强人权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力;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铁笼里”。     

日本检察制度简介（上）

日本在历史上曾效仿中国的法律制度,设置了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的制度.明治初期曾引进法国的检察制度,明治中期以德国法为蓝本改革检察制度,二战后又受到美国的影响,最终建立了颇具日本特色的现代检察制度.日本现代检察制度下的检察权包括对犯罪进行侦查、对刑事案件实行公诉、请求法院正当适用法律、指挥和监督裁判的执行、对属于法院权限的其他事项要求法院通知或向法院陈述意见以及作为公益代表人处理依其他按照法令属于其权限的事务等多项权限.     

论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证据调查权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权问题是检察理论和检察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应以民事案件的类型化为基本的思路.在民事公益案件中,检察机关因诉讼担当而具有当事人资格和地位,其应当按照当事人的身份行使证据调查权,并妥当处理和法院证据调查的关系以及在当事人证据调查、法庭质证中的地位等问题.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应当成为当事人再审诉权的保障和救济.并应当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检察机关证据调查的范围、方法等问题.     

依托派驻基层检察室预防乡镇职务犯罪

依托派驻基层检察室平台,从法律定位,职能定位,建立制度、人员、经费长效保障机制,深入乡镇开展预防调研,协助完善基层管理制度,建立＂个案、系统、同步＂三位一体职务犯罪预防体系,以及搞好乡镇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等多个角度构建乡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有助于破解检察机关乡镇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难题。     

论检察权的横向配置——在公权力的扩张和制约中寻求合理配置模式

检察权的科学配置，应围绕国家设置检察权的目标，并结合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背景，以法治和民主为原则，遵循司法规律，同时参照他国检察权发展变化之趋势。随着当代国家行政权和审判权的扩张，为了保证公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性，检察权也应随之扩张。面对转型时期日益高涨的司法需求，在和谐社会和恢复性司法的共同理念下，检察权需要增加相应的具体权能。科学地划分和组合权能，应以检察权制约和监督的对象为标准，兼顾诉讼程序的特点，设置合理的内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