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现代化的视角看中国陪审制度

一、法制现代化、司法现代化与陪审制度 法制现代化，按照公丕祥教授的解释，就是法制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历史变革，是人类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它包含了人类法律思想、行为及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世界各国的法制现代化，以其最初的动力来源为尺度，可以分为内发型、外发型和混合型三种模式。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是指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法律变革道路，     

法制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人治”型社会向现代的“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和看待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法制现代化模式选择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传统法律文化资源,要有所扬弃,弘扬优势,趋利避害,乃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动力来源看中国宪政现代化的模式

从动力来源的角度来说,宪政现代化大致可以划分为内源型、外发型和混合型三种模式。我国的宪政现代化在不同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虽然中国宪政现代化的进程开始于清末,但纯粹的外力冲击只会产生“纸上宪法”,而不可能产生宪政,因而五四宪法是中国宪政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内源和外发的混合将促进我国宪政现代化的实现。     

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互动关系简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 ,如何处理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入手 ,着重分析了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资源选择模式的差异和联系 ,并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现代化道路来。     

中国传统社会“德法之辩”的初始阶段及其价值主题

“德法之辩”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透过它我们可以知晓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在国家治理模式、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方式、法律意识培育途径以及政权合法性建构逻辑等问题上所作出的选择与坚守。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方围绕着它的方向、内容以及主题价值上所出现的激烈争辩,几乎奠定了这一文化现象贯穿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格调,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治理模式与法律制度特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力至今依然若隐若现。     

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的互动──法制现代化实现的内在动力

法制现代化作为一个特定国家的法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变革过程，从法律文化的意义上而言，它不仅包括外在形式层面的法律制度的更新，内在精神层面的法律观念的转换亦应是其蕴含的内容。因此．认识和探讨法制现代化及其实现动力问题，应同时兼顾到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两个层面、两种因素。事实上．如果从法制现代化的这种构成因素来看，可以发现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互动或交互作用，正是法制现代化实现的内在驱动力量。一、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的互动关系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作为法制的内在构成因素，其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     

转折与定位:侦查模式与中国侦查程序改革

由于司法传统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 ,现代各国的侦查程序可以分为不同的模式。根据侦、辩双方在程序中的地位和关系 ,可以将其划分为对抗式侦查模式和职权式侦查模式 ;根据侦、辩、审三方的关系即侦查程序是否受法院即司法的控制 ,又可以将其区分为司法型侦查模式与行政型侦查模式。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采行的是职权式侦查模式 ,同时更是一种行政型侦查模式 ,侦查程序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实现侦查模式的结构转型。     

人群共同体与法律文化

研究法律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应全面注意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各个环节和层面。通过人群共同体与法律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和说明法律文化的产生、发展规律及其特征。家庭、家族是人群共同体的重要形式，它对法律文化，尤其是传统法律文化的性质、精神、结构、特征有着重要影响。民族共同体是法律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的主要成因，民族文化从隔离到融合是法律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把握法律文化发展的规律，对推进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思维的转型与法治建设

法律逻辑学理应以法律思维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以一般抽象思维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法律思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思维是指一定的社会主体在与法相关的社会实践中所遵循的一定的思维样式；狭义的法律思维仅指法律职业主体的思维方式。我们决不可用对狭义的法律思维的研究取代对法律思维整体的研究。法律思维与法律意识的关系密切，它是法律意识中不可或缺的内在渗透性要素。因此，欲推进法律意识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努力实现法律思维的现代转型并努力培植公民的法律信仰。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公民现代法律意识构建初探

司法体系是一个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在内的综合性、协调性发展的体系。作为这一体系的参与者和当然主体，人（或者说社会中的多数人）的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司法体系的完善度和先进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制现代化首先是从事这一变革的主体自身的现代化．是把表现传统法律观念并以传统模式行动的人转变为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行为的人的广泛过程。”     

法律文化的更新与近代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观念的变迁,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法律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动因,但社会精英阶层观念的变迁只是为中国传统法律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变的契机,其发展的路向决定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转换的程度,而近代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不能为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转换提供良性的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法律现代化的最终命运。     

比较法学与轴心文明——兼评帕特里克·格伦《世界法律传统》

近年来国际范围内的比较法学研究,开始尝试在传统的"法系"范式之外,以"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作为新的研究概念与范畴,但是究其实质,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并未形成比较法学研究的范式突破,同时还存在缺乏历史性的维度和全球化的视野之问题。在这个去西方中心主义和全球文明转型的时代,应当将轴心文明的概念和思想嵌入比较法学,形成比较法研究的新视野,中国的法律文明可以同其他轴心文明一道,参与到建构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     

乐观主义、风险与法制现代化——评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作为"法制现代化"论说的代表之作,《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一书存在着法制乐观主义倾向。无论其思想来源,对传统与现代性的看法,以及对人性改造的主张等,都带有乐观主义倾向。这种乐观主义的理论盲点集中体现在其忽视了对风险的认识。因此,需要检讨法制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对其注入社会危机、风险等理论元素。     

中国传统法在法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本文重在探讨中国传统法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存在着向现代化转折的可能 ,传统法中的一些因子是否可以成为现代法文化发达的动力并丰富现代法文化的内容。笔者认为要论述传统法的现代化问题 ,首先应该对法的现代化标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要区别法的现代化、法律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的不同含义。其次 ,要尽可能客观地阐述传统法的原貌 ,分析传统法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法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笔者的结论是 :中国传统法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预设”的“规律”那样消亡 ,相反传统法在现实中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随处可见。只有了解传统、理解传统 ,才能正确地解释传统、更新传统。因此在法的现代化中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自觉、主动 ,而不是回避或被动地改造传统法。     

论近代全球化浪潮中的法律发展

公元 1 5 0 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后 ,人类社会迎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 ,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一幅以法制现代化和全球化为内容的近代法律发展图景。1 6世纪 - 1 9世纪末的法律发展是法制现代化与全球化互动的、彼此交融的历史过程 ,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统一 ,是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发源地、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多样化的法律发展历史过程 ;同时 ,法制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也暴露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和历史局限性。     

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 ,批判与吸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法律移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制文明因素 ,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得以积淀下来 ,进而成为本民族法文化的一部分 ,才是成功的移植。     

认真对待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

2006年,两位学者提出了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这种新观点可能受制于一种“新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西方现代性理论和法律范式转换理论并不能直接嫁接到中国法制现代化理论上。如何在当下中国的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基础上,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立场和中国品格的自反/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理论,是需要学界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     

中国现代法治的反思

从基点、区域、文化和性质四个方面来反思中国的现代法治,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法治,在有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面对世界或西方却找不到自己的路;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却过度超前或者阻滞于后;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却墨守陈规或者数典忘祖;面对革命与建设却误判当今法治发展的性质而谬以应对。其实,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世界的更应是中国的,必须立足中国并关注世界;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城市的,也应是农村的,必须同时关注城市与农村的现状与发展;中国现代法治既应以传统为基础也应以现代为目标,是经历革命后在现代的更新和发展;中国现代法治不是革命的,而是建设的,应是以革命作为历史前提的现代化建设。     

法律多元论:轨迹、困境与出路

现代法律多元论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反叛传统西方法学的产物,同时也是各领域学者对法律现代性反思的结果,它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至今已形成颇具影响力的一套话语.晚近法律多元论繁荣发展的背后暗藏着三重困境:即“整合”、“定位”以及“划界”问题.此三重困境来源于“法学”和“社会学科”两种主导研究路径之间的彼此割裂,限制着法律多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潜力,而由此产生的诸问题仍未得到充分重视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