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破产：内地与香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香港回归以来，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全面发展，互动日益频繁，融合不断加快，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跨境破产。尤其自去年发端的金融海啸余波至今未平，跨境破产更是层出不穷。但由于两地属于不同的法域，破产法律制度存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差异，在破产案件管辖权、破产法律适用、破产宣告域外效力、破产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存在明显的法律冲突，大量的跨境破产案件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跨境破产:内地与香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香港回归以来,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全面发展,互动日益频繁,融合不断加快,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跨境破产.尤其自去年发端的金融海啸余波至今未平,跨境破产更是层出不穷.但由于两地属于不同的法域,破产法律制度存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差异,在破产案件管辖权、破产法律适用、破产宣告域外效力、破产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存在明显的法律冲突,大量的跨境破产案件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法律思考

香港回归祖国，体现“一国两制”精神的香港基本法在香港施行。以“居留权案”为开端，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对基本法进行了三次释法活动。每次的释法都会引起内地与香港法律界的巨大争议。内地与香港法律解释制度的巨大差异性是基本法解释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以此提出协调方法，以保持香港高度自治的同时，维护基本法的权威。     

关于香港与内地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

香港回归之前内地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需要到香港执行的得到了顺利的协助，香港回归之后，由于历史地位的变化，香港不再把内地的仲裁裁决视为“公约裁决”，承认与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发生了变化，香港法院中止了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程序。这是“一国两制”贯彻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两地终审法院应迅速建立协议关系，进行司法协助，解决好这个问题     

解决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冲突的探讨

解决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冲突的探讨□汪治平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香港回归中国，这是“一国两制”方针的伟大胜利。“一国两制”的实现将给中国的法律制度带来结构性的变化。中国的司法制度也将发生新的变化。本文仅就如何解决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特别...     

我对委托公证人制度的考察

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的重要日子。在这十年中，“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变成了有效实践，香港特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社会更加稳定；在这十年中，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不断增强，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在这十年中。内地与香港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实现了互利共赢。值此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本刊特刊发此文，对委托公证人制度加以系统介绍。同时祝愿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共同认可的司法互助制度更加健康地发展。祝愿香港的明天更加美好。     

论内地与香港两地司法协助的方法和途径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内地与香港的区际司法协助问题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世界各国区际司法协助的模式以及我国内地与香港区际司法协助的现状和特点来探讨解决我国内地与香港区际司法协助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内地与香港破产法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比较研究

破产法是一种优胜劣汰的法律机制，有关破产程序及实体权利的立法设计，无不是为了保障多数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利益。笔者认为，香港地区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达，与其破产立法对债权人利益周详的保护分不开。与内地破产立法相比，其破产立法有许多可取之处。本文就内地与香港...     

试论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刑事合作

自香港回归以来,我国大陆与香港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与政治已连为一体,但各种司法刑事权仍存争议,尤其是跨地域的刑事案件更是难以处理。本文就内地与香港区际刑事管辖权的解决与刑事合作进行了探讨。     

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解释体制——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发生在 1997年至 1999年之间的香港“无证儿童案”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在于它所包含的一系列重要法律问题本身 ,更在于人们希望藉此预测香港法制的未来发展趋势。“无证儿童案”中的核心问题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法律解释将在中国内地法律和香港法律可能的融合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另一方面 ,在现阶段 ,对《基本法》解释的一项重要任务却是要保持中国内地和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界限。通过对中国内地和香港法律解释体制的比较 ,分析如何从九七回归以前香港和内地不同的法律解释体制中协调产生出香港新的法律解释体制 ,并藉此说明对于回归以后香港法制的变化所应持有的态度。     

论禁诉令在解决中国内地与香港民商事管辖权积极冲突中的运用

禁诉令是中国香港法院用于解决它与内地法院民商事管辖权积极冲突的方法。在First Laser Ltd．案和LWSv．TNN案中,香港法院都讨论了是否签发禁诉令来禁止当事人继续进行在内地的诉讼。这两个案例较全面地揭示了香港法院审查针对内地诉讼的禁诉令中请时所遵循的法律原则以及签发禁诉令需满足的条件。禁诉令在保护我国内地的民商事管辖权和重要公共政策方面亦具有积极意义,内地可采纳该制度,对禁诉令的概念、签发条件和运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制裁措施等作出规定。     

我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实例分析——评香港高等法院对“广信”破产程序的承认

破产域外效力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近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作出的一个判决承认了广信破产程序在香港的效力。本案是我国法院开始的破产程序第一次正式得到境外法院的承认 ,对于管辖权、程序的透明度等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区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从执行内地与香港《安排》若干问题谈起

香港、澳门回归后,内地与港澳之间区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不再适用过去的法律依据,内地与香港已达成《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与澳门至今未达成有关承认与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本文通过分析自1999年6月以来执行《安排》的问题,探讨区际间商事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相互执行的途径。     

论我国商事仲裁裁决执行的区际司法协助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是区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商事仲裁裁决在1997年之前按照《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1997年以后按照《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承认和执行。内地与澳门之间的商事仲裁裁决在目前按照《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承认和执行。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商事仲裁裁决根据1992年《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承认和执行,但是该条例在实际操作上还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论CEPA下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反倾销法律问题

CEPA是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步骤,其第七条规定内地与香港之间互不实施反倾销措施。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使在CEPA零关税下来自第三方的产品可能涌入内地进行低价倾销,即CEPA下的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存在发生倾销的贸易风险。CEPA及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主要依据原产地规则对此进行了防范,但依然存在漏洞,应该加以完善。     

论香港与内地法院间对判决的相互承认及执行

在香港回归以前,由于国内判决只享有"外国判决"的地位,因此在香港只能按照普通程序执行。香港回归以后,根据《外地判决(交互强制执行)条例》所订登记制度的规定,却不能适用于内地判决。基于此,讨论了在大陆和香港两套法律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怎样承认及执行双方的民事判决,以及由此所遇到的困难和产生的问题。深入研究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律政司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两份文件,并通过与其他国家处理国内区际司法协助的做法以及香港回归以前所适用的国际条款作比较,推导和分析了回归后国内与香港特区之间在司法协助问题上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台湾、香港地区判例制度比较研究——兼论中国大陆引进判例制度的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法典完备后,判例研究的重要性必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正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应对台湾、香港地区判例制度的比较分析,借鉴他们的经验,在我国大陆建立判例制度。     

香港与中央的“违宪审查”协调

在香港基本法的设计中 ,中央与香港均拥有基本法解释权及审查权。如果两者不能在权限、管辖、程序及释义方面达成一定的默契 ,就会引发宪制危机。本文在分析两地法治传统和宪制模式的差异以及香港基本法对“违宪审查权”的制度设计后 ,提出中央和香港应本着相互理解和宽容的原则 ,按照中国宪法体制与英美法制传统相结合的思路 ,在基本法所设计的中央与特区分权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协调 ,以避免和化解这种冲突。     

论香港与内地移交逃犯的先例模式

香港与内地在逃犯移交问题上长期处于无法可依且不对等的状态。先例模式从两地移交逃犯的现状出发,将遵循先例原则引入移交逃犯模式的构建中,以个案协商为基础,并赋予协商结果以先例效力。先例模式利用现有法律,实现事实移交。它是一个过渡的模式,为两地最终签订双边协议创造条件。先例模式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先例的确立机制、先例的适用机制和谈判主体的构建。     

Hong Kong triads after 1997

This paper reports on triad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from 1997 to 2004. In opposition to the popular view that mass triad migra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would occur around the period when Hong Kong was turned over to Mainland China in 1997, what has actually happened is that in the last decade Hong Kong triad members have increasingly been found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There are three general trends of triad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First, triad members from various societies group together to run profitable criminal projects. Second, they team up with legitimate entrepreneurs to monopolize a newly developed market. Lastly, triad members increasingly invest in legitimate businesses. Sun Yee On, Wo Shing Wo, and 14K are selected to be three case studies that illustrat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riad societies. The data for this paper are largely based on the author's research on triads in the last ten years, and on recent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nti-triad police officers and different informants in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