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行政管理实行大部门体制的思考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在我国行政管理中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的构想,意味着政府机构改革将逐步按照大部门体制的模式进行.大部门体制能有效抑制部门利益膨胀,切实化解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矛盾,强化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大部门体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机构设置的通行做法,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同时,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认清大部门体制改革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问题.     

中国大部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机构整合要积极探索职能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经过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已经按照大部门体制的要求全面启动,大部门体制改革正在从理念走向实践。本文在回顾西方大部制以及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状况的基础上,分析此次中国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并提出大部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机构历次重大改革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机构共进行了五次大的改革。除1982年机构改革外，1988年、1993年、1998年机构改革有四个方面的特点：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明确一致的，即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改革重点集中在经济管理部门和专业管理部门；人员分流的趋向、安排思路基本一致；每次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各有所侧重，但改革在逐步深化和完善。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三次机构改革都具有过渡性质，并存在一定的误区。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表现出新的趋向，即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凸现政府管理专业化特色；最大限度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和国际经济接轨。但此次机构改革的盲点仍然存在。     

寻找部门合成的“最大公约数”——政府机构改革中的集成逻辑研究

在我国政府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在“集成”逻辑的引导下，不断走向科学化、高效化。集成改革就是通过机构的集中将原来分散在若干个部门的相关职能集中到某一个部门行使，从而提高履职效能。基于对部门职能的不同定位，实践中形成了大部门集成、专部门集成、流程部门集成以及平台+部门集成四种模式。这四种集成模式遵循职能性质-组合方式-部门形态的集成逻辑链条，体现了政府职能合并、机构重组、流程再造的递进关系。每一种模式都有着其优势与限度，未来要把握不同集成方式的应用场景及其相互组合的机制设计，推动各类集成模式更好地平行与互补，实现融合与超越，以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我国“大部门体制”的理论内涵和改革路径

建立职能整合、机构协调的大部门体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大部门体制是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各项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它围绕政府职能的整合与重组,贯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立协调,有利于政府流程再造和现阶段诸多问题的解决。由于国情不同,大部制在我国的顺利推进需要选择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改革路径。     

对我国大部门制改革的思考

"大部门制"作为一种现代政府管理的代表性制度,它不仅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操作上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积极的经验,还在制度层面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以大部门制的性质分析作为切入点,进而在考察分析了国外大部门制建立过程中的特点后,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大部门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大部门制的机理分析

立足我国机构改革的实践,站在理性的高度重新审视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深刻剖析其症结和顽疾所在,探索实行职能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孕育而出.大部门制改革将成为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号角,当然也面临诸多的困难与问题,在实施中会逐步显露.探索发现隐匿于大部门制背后的机理,面临挑战从容应对,可以为大部门制的推行提供参考和借鉴.     

简政放权：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思路之观察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是在汲取以往历次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转变政府职能与简政放权有机结合上的一次重大创新。但是它仍然没有完成改革任务，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是我们下一步实施简政放权的重大措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将按照与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扣职能转变相衔接的要求，把规范机构设置、整合机构职责和增强机构编制的约束力作为硬任务加以落实。     

大部门循序渐进

以大部门体制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将目标明确、通盘规划、稳步推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激起党政官员、专家学者、社会民众、新闻媒体等众多阶层的多重想象与期待。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以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为先导,依托大部门体制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组织体系。最后的方     

从政府机构改革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草案是国务院率先垂范,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WTO游戏规则,从自身开刀动大手术、不断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举措。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与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相比,无论从政治主体文明、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关系文明,还是在政治行为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方面,都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模式选择与推进战略

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重要内容。虽经30年改革,文化事业单位的计划体制特征依然明显,诸多深层次改革难题尚未破解。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传统事业单位向"公立文化事业法人"转型;改革战略是分步推进分类改革,构建现代事业制度,创新人事管理机制,完善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形成文化服务多元供给模式。     

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大部制顺应了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服务型政府职能相一致的政府组织体制,是与西方地方自治前提下的中央地方权力功能性分立相一致的。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在实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应深刻调整中央地方的关系,协调与党的机构、人大政协机构的关系,从决策、执行、监督相一致的高度设计,打破目前部门利益格局的权力运行框架。     

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土地财政是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然而学界对于土地财政的动因和引发根源尚未有一致结论。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采用2003—2008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政府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角度出发,分析了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是引发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且这一发现具有较好稳健性,官员任期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是因条件而异的,行政首长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相较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官员在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由此得出,缓解土地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官员晋升模式,创新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延长和稳定官员任期是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本文的发现对进一步理解我国官员治理模式,以及有效缓解土地财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建高绩效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创建高绩效政府是世界性的政府改革趋势,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高绩效政府具有较高的政府绩效,体现了政府的强大能力,能够服务于当前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过程中,需要以公众满意度作为衡量高绩效政府的最重要指标,进一步完善政府绩效管理,共同参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把创建高绩效政府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部门利益冲突的解析与防治

当前“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以部门利益冲突加大了政府机构运行的经济成本，同时加大了我国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公权力和经济利益挂钩与政府职能划分不清及其行政监督不力是其重要原因。只有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和加快大部制改革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事相分离，开才能切断利益与权力的关系，只有加强公共行政立法和行政监督来消除本门利益冲突，才能防止政府的公共权力被具有私利的主体所分解，所以，“发展和谐服务型政府”，为社会公正提供有效保障，是以实现政府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的必由之路。     

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管模式比较及其改革路向

探寻新的廉政突破口,迎接廉洁拐点,是当前中国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之道。基层纪检监察机构是履行反腐败职能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其派驻机构是反腐倡廉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反腐败困境的突破,关键取决于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绩效的提高。经过长期反腐败实践,派驻机构统管成为基层纪检监察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已形成点派驻、片派驻、混合派驻三种模式,但都有其优劣。以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机构为鉴,当下中国内地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要着力提高廉政绩效;在推进改革的方向上,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须进行纵向上的垂直管理、横向上的内部整合。     

地方政府医药价格改革的时空演进机理——以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

在我国单一制政体和复杂的府际关系下,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面广泛、多元博弈的复杂政治过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中央、23个省级政府和4个直辖市的医药价格改革制度进行了案例追踪和文本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医药价格改革政策扩散效应显著,随时间进程扩散呈现全国互动模型下的"S"型曲线;空间维度上,整体表现为由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先行,逐步向中部、西部等其他地区推进;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显著,扩散存在势能差且具有一定的梯度性,沿动力源向周围政策势能低的省份扩散,呈现等级制模型;垂直影响和层级效应明显,体现政策变迁的互动性、动态性与复杂性;扩散内容以跟风模仿为主,学习性与创新能力不足。为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持续创新力,中央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并适当放权,拓展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应审时度势,积极提升再创新能力,发挥垂直影响的积极作用,加快政策扩散进程。     

事业单位“管办分离”改革探索中的北京模式

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是事业单位改革重点之一。北京市自2004年起,先后在海淀区和市民政、园林绿化、医疗卫生领域,围绕解决政事合一、管办一体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管办分离"的北京模式。本文指出了北京模式的实质是体制内机构监管模式,分析了北京在事业单位"管办分离"改革探索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A Healthy Public Service is a Vital Part of Australia''s Democratic System of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outlines 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in the ideas underpinning the reform of public institutions in Australian societ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particular, the article asks whether public institutions have been renewed or eroded through the changes of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whether the changes were as inevitable as some advocates and analysts claim. Some ideas and theories appropriate to the futur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in Australia beyond the current consensus are explored. The article offers afresh analysis of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Australia and contributes to the ongoing debate about alternatives.